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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晓峰:民乐是写给老百姓的艺术

发布日期:2017年05月18日   文章来源:搜狐网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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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晓峰 1931年出生于浏河镇,代表作《山村来了售货员》《琵琶行》《新婚别》等乐曲一直被选为全国大中院校的音乐教材。2004年,被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授予“民乐艺术终身贡献奖”。

  “以前我说我要写到90岁,现在我看我能写到100岁。”三月的江南乍暖还寒,在太仓浏河古镇的青瓦白墙前,年近鲐背的民族音乐家张晓峰一身深色西服搭配灰色大衣,显得格外挺拔矍铄。此时这里正在为他举行“张晓峰艺术馆”的揭幕仪式,在他的身边亲友环绕:既有著名指挥家卞祖善、夏飞云这样的乐界泰斗,又有民乐领域目前十分活跃且中坚的诸多二胡、唢呐、古筝、琵琶演奏家,更有十分年轻的80后、90后民乐新秀……他们几乎囊括了江南丝竹的各个行当、几代传承,而这个“朋友圈”的深度和广度,正是张晓峰这几十年来走过的民乐之路的真实写照。

  在上海,与音乐结缘

  1931年1月,张晓峰出身在太仓市浏河三里桥村的一个农民家庭。5岁的时候就因为生活所迫,父亲带着全家去投奔了上海浦东南汇县祝桥镇的姑母家,可以说张晓峰与上海、与音乐的缘分正是从那时起便结下了——在祝桥,张晓峰遇到了让他感念一生的恩师马良耜。“那时候我7岁了,还没去上学,一天,一个眉清目秀的小伙子来到了我家,动员我去读书,说不要学费,只要买几本书就行了。就这样,我开始读书,在一所四合院式的农村小学度过了整整四年难忘的时光。”说起这段八十年前的旧事,张晓峰对若干细节都毫不含糊,可见这一段童年生活真的对他意义非凡。在张晓峰的记忆里,马良耜是个生机勃勃、多才多艺的老师,在那所简易的“校舍”里,他一人教孩子们语文、算术、地理、历史,还拉得一手好手风琴,而张晓峰第一次学音乐,也正是在马老师的琴声中学唱《义勇军进行曲》。直到四十年后,《解放日报》一篇关于张晓峰的报告文学提起了这段往事,引起了民政部门的注意,这才有人来告诉张晓峰,年轻的马良耜老师其实是一名中共地下党员,已经于1947年被国民党特务杀害了。至此,张晓峰才知道自己十分怀念和感激的恩师早已不在人世,而他当年逃难到上海就读的那个“农村小学”,正是共产党在上海地区举办的报童、农童学校中的一所。

  在上海的生活对于童年张晓峰来说新奇而又充实,但并不长久,四年后,父亲又带着全家回到了三里桥村,13岁的张晓峰又被迫辍学了。但人生就是这样充满变数,在这里关上门,在别处却又打开窗:他的学业虽然停滞下来,但音乐生涯却开始起步。“当时我的伯父对民族乐器很精通,胡琴拉得有味,弦子也弹得溜滑,我常常看得入迷,便缠着他学起乐器来。经过一年的入门,终于有了点名堂,不久就成了镇上清音班的成员,和大人们一起去跑起了客串。”所谓的“跑客串”,就是遇到人家办婚礼或者开张大吉,便去自娱自乐吹吹弹弹,大家图个开心热闹。但正是在这一场场的“真枪实战”中,张晓峰积累了一定的演奏训练和表演经验,这使得他在又一次辗转去上海谋生的时候,能够以非科班的身份,考入了华东实验歌剧院(后定名为上海歌剧院),就此步入了职业音乐生涯。

  爱屋及乌,走上创作之路

  其实在考入华东实验歌剧院之前,张晓峰曾在戏班子里打过一阵子杂,严格来说,他最早的“创作”还是在这里完成的。1948年,17岁的张晓峰又一次从太仓来到上海,在一个药房里做学徒。药房为了宣传,在电台做特别节目,张晓峰去电台送饭的时候,正好看到有演员在唱沪剧,乐师弹得也非常好,“有一个乐师叫朱云卿,反弹琵琶,弹《阳春白雪》,弹得精彩绝伦。我一听,服帖得不得了。那天回来,我就和母亲讲,要去从事这个行当。”没想到,这个冲动的决定却得到了母亲的支持,马上到乡下借了一石米,让他去拜师傅,于是张晓峰就这样走上了艺术道路。“当时我拜的师傅是著名的沪剧老生梁斌斌,他是个非常好的人,留我吃饭,让我住在剧场里。1948年3月到1949年5月解放,我就和师傅一起演出,跑跑龙套,跑跑腿,乐队里也去拨弄几下。拜了师傅,无非说明你就进入圈子了,学本事还要靠自己。那时我想,搞搞沪剧音乐也蛮好。我还无师自通地学会了扬琴,多了一项谋生的本领。”

  解放后,张晓峰在师父的引荐下进入了爱华沪剧团。虽然只上过四年小学,但年轻的张晓峰十分清楚,在新的时代中,知识文化是十分重要的,于是他开始自学简谱、和声学和作曲法,一年下来,居然突发奇想,大胆地为沪剧、越剧写起了配乐。“虽然很浅薄,但第一步走出去很重要。我的第一部作品是为沪剧《恨海》配乐,没想到导演说我写的音乐‘奏出了意想不到的效果’,这个评价让我很是手舞足蹈了一阵子。”当然,当时的张晓峰对音乐的热爱远胜过对音乐的理解,为沪剧与越剧写的配乐与他后来成熟的民乐创作相比差距颇大,但他在这个时期所展现的敢于实践、勤于实践的精神却成为他日后音乐创作中不懈的动力。

  张晓峰停留在戏曲领域的时间很短暂,只有四年左右,因为当年中央民族音乐巡回演出团到长三角演出,他买了票去听,一听之后就陷进了民乐的深海。“民族音乐那样精彩!马志清民歌《三十里铺》唱得荡气回肠,秦鹏章的琵琶独奏清亮悠扬,还有《春江花月夜》的美轮美奂……这台音乐会让我震撼,回来我就想,戏曲剧团不能满足我的未来,我想去华东实验歌剧团搞民乐。当时沪剧演出多,我每个月都有一百多元收入,歌剧团相比就清贫得多,但是我下定决心要去歌剧团。”于是他去考华东实验歌剧团,居然考中了。1955年3月7日,张晓峰前去歌剧院报到,从此一直在那里待到1989年退休。

  在华东实验歌剧团,热爱民乐的张晓峰如鱼得水,他一边演奏一边创作,谱写了被誉为“扬琴三宝”的扬琴曲目《边寨之歌》《欢乐的草原》和《山茶花》。这些曲子为他赢得了声誉,也更坚定了他继续走民乐创作之路的信念。这一段时间可以说是张晓峰创作的一个“自发的高峰”——充满激情,自然宣泄,水到渠成。他在回忆这一段创作经历的时候也说:“我在1972年写的唢呐曲《山村来了售货员》,是靠在床上一小时内随便‘瞎搨’出来的。”灵感是十年前在湖北青山演出时看见的一个货郎,挑着货担,沿途吆喝,很是快活,山里人看见他就像看见了亲人。他当时就想把这种感觉写出来,但是不知道怎么表现,十年后他在创作《山村来了售货员》时灵光乍现,在中间专门插了一句货郎吆喝声,使得音乐听起来十分鲜活。1972年8月,上海要选一首作品送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庆展播,有关部门一下看中了这个作品,很快成为一首家喻户晓的曲子。这一时期,他还谱写了吹打乐《迎宾曲》,当年第一颗卫星上了天,而张晓峰刚从“牛棚”里被放出来,一时心潮澎湃,就写了一首《卫星飞上天》。第二天配器,歌剧院马上演出,演出反响很好。当年的上海市政府就把这首曲子定作迎接外宾时演奏的曲子,改了个名字叫《迎宾曲》。周总理陪埃塞俄比亚国王塞拉西来看演出,演奏了《迎宾曲》,周总理听了非常高兴,上台跟张晓峰握手,从此这首曲子就被当做“框架”,哪个国家的外宾来,就在曲子中间插演一段那个国家的民歌,一直用到文化大革命结束。

  诗以言志,乐以叙事

  1978年,张晓峰完成了琵琶协奏曲《琵琶行》的创作,这个作品在他的创作历程中可以说是一个转折点,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此之前,张晓峰的创作多是“不平则鸣”,靠一股艺术冲动和激情创作;而从《琵琶行》开始,张晓峰的创作开始关注人物命运,抒发对人生际遇的感慨,描绘出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表现了更为深刻的人生主题。

  说起这个明显的转变,张晓峰感慨,也是天意,也是人为。那时候“文革”刚结束,民乐的创作往何处去,大家都找不到一条路,全国静默了一年。“1977年,你看看民乐的创作史,这一年几乎是空白。到1978年,我提出个看法,我希望在古典文学中找到突破口,把古典文学与民族音乐结合起来,借用古典文学的影响打开局面。”在这样的情形下,张晓峰取唐代诗人白居易的歌行体长诗《琵琶行》的意境,结合了自己的人生感悟,用音乐语言加以诠释,强调了乐曲的“叙事”特点,写出了《琵琶行》。“当时我把这个想法请示了我们的院长,他很严肃地讲,你要考虑,你写这个作品给人民带来什么影响。我不服气,白居易的诗这么好,本身音乐就铺垫得很好,当然能给人民带来美好的体验。我和歌剧院的青年演奏家徐红合作,悄悄地写了四个月。四个月后,排练的时候,我特地请领导都来听,叫上海的媒体也都来听。大家都说好听。电台首先表示要录音,做专题介绍,作为介绍民乐方向的第一首作品。”当时的表演形式别具一格,一边播放音乐一边朗诵诗,朗诵的是陈醇。这是“文革”后的第一首民乐作品,可以说为民族器乐的创作开辟了一条新路。

 

  张晓峰与闵惠芬(2003年12月)

  除了《琵琶行》,张晓峰的二胡叙事曲《新婚别》也是一首非常关键的作品,可以说它开启了张晓峰叙事曲创作的新里程。而说到《新婚别》,就不能不提到二胡演奏大师闵惠芬。张晓峰说,长期以来他一直被杜甫的《新婚别》所感动,一直想尝试用二胡来叙述这个由大喜到大悲的故事。他按照自己的理解进行改编,既保持原诗精华,又作了合理补充,将乐曲分为迎亲、惊变和送别3段。1978年9月张晓峰将初稿完成,找到了二胡演奏家闵惠芬想与之合作,闵惠芬看完初稿后立即拍板决定合作。于是,张晓峰请闵惠芬到自己家里,给她演唱了主旋律。当听到惊变时,闵惠芬流泪了——乐中有知己,从此,张晓峰与闵惠芬成为良好的合作伙伴。为了《新婚别》,他们反复琢磨,反复修改,从夏天研究到冬天。为了准确的表达其中生离死别的一段感情,闵惠芬除了认真阅读了“安史之乱”的相关历史资料,还对杜甫的“三吏”“三别”六首唐诗进行了深入研读,力求对《新婚别》中的时代背景和人物感情做到心中有底。春节期间,闵惠芬也不让张晓峰休息,逼他继续修改。在闵惠芬的积极促进下,张晓峰也慢慢找到了感觉,《新婚别》终于定稿。在第二年春天的上海之春开幕式上,闵惠芬演奏了《新婚别》,全场6000多名观众屏气凝神,曲终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在以后的日子里,《新婚别》被选入大学、中学音乐教材,录制了10多个版本的唱片,仅闵惠芬一人就与中外演奏家合作录制了5个碟片,成了国内外二胡演奏家必拉的曲目,音乐理论界称之为“中国第一首二胡大型作品”。

  而在张晓峰看来,《新婚别》的成功正践行了他的一个音乐理念——民族音乐是写给老百姓的。就拿《新婚别》来说,中国老百姓的欣赏习惯就是喜欢优美、动人的旋律,而《新婚别》在这一点上就尽量满足老百姓的需求。加上中国老百姓爱看戏,所以《新婚别》里也有大量戏曲元素在其中,甚至可以说整个《新婚别》就是一部音乐版的“章回体小说”。“切莫用西方技法的分析方式(如呈示、发展、再现)来看我的音乐的曲式,我所考虑的是中国老百姓的审美需求。”对于自己的这个创作理念,张晓峰说得斩钉截铁。从事创作数十年,张晓峰一直说,老百姓的认可和喜欢是对他最好的嘉奖。而要做到这一点,作品必须要旋律动人,感情丰富,个人风格鲜明,此外,还要永远保持生命力。“作品最怕雷同——无论是和别人还是和自己雷同,都是顶没意思的。”除此之外,在张晓峰看来,自己的创作主要写人——而人的感觉是相通的,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老百姓评价音乐,就五个字:好听,不好听。不好听他就不听了。所以音乐首先要好听,给人以美感。现在有些人写音乐,都是不和谐的和弦,都是噪音,这是短命音乐,写出来是浪费资源。我不想搞这样的东西。”在这一点上,张晓峰尤其有自己的坚持——艺术创作提倡百花齐放,什么手法都可以用,但是最终目的是要老百姓接受。“不管内行还是外行,我们对美的感受是一样的。所以我的创作只有一个标准:老百姓能理解,就是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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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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