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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那些面对权力的“父与子”该怎么相处

发布日期:2017年11月30日   文章来源:李涵说历史   作者:关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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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国藩是晚清重臣,历史上极有影响的人物之一。《曾国藩家书》是他的书信集,所涉及的内容极为广泛,是曾国藩一生的主要活动和其治政、治家、治学之道的生动反映。

  在《曾国藩家书》中,有一封他写给父亲的信。这封家书写于清道光二十六年正月初三,在照例说些琐事报了平安之后,继续写道:老家政治生态不好,这些小官小吏,损公肥私,朋比为奸,热衷于拉帮结派、排除异己,父亲大人您是正派乡绅,不要跟他们有太多来往,不要常往衙门跑,要是您出于正义帮助被他们欺负的人,他们肯定会怀恨在心,各种造谣,最终污化我们曾家的名声,也给我结下许多冤家。而且这个门一开,求你的人接踵而来,怎么顾得过来?不如统统谢绝。父亲大人的来信中,也说要杜门谢客,真是太英明了,是我这个做儿子的深为庆幸的!

  写这封家书的时候,身在京城的曾国藩,正走过人生拐点,步入仕途顺境,短短4个月之内,连升两级。同僚羡慕嫉妒恨的都有,正是敏感时刻,老家不能生出什么是非来。

  著名作家唐浩明如此评点这封家书:“中国的传统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家中出了一个大官,家人个个都能得其好处;即使本人远在京师或外省,地方官员仍会对其家属优礼有加,更不要说附近的小老百姓对其府上的诚惶诚恐了。于是便有许多这样的官亲,仗势胡作非为,勾结官府,称霸乡里,令百姓敢怒不敢言。有的略微好一点,只为自己及家人谋非分之利,尚不至于武断乡曲,鱼肉小民,然世人对此亦多不满。只有极少数人能自守本分,不插手地方事务。”

 

  曾国藩

  作为一位有大智慧的官员,曾国藩自然希望父亲不要插手地方事务,在此前一封给叔父的家书中,他要叔父劝说父亲不要去省城县上干预公事,“无论有理无理,苟非己事,皆不宜与闻。”意思是,不管有理没理,只要跟你没关系的事,就不要去凑热闹。曾国藩的父亲接受了儿子的规谏,来信说“杜门谢客”,所以曾国藩大喜,为父亲点赞。

  曾国藩的父亲叫曾麟书,是个重视读书之人,但他不是读书的料,虽然刻苦好学,但天资愚钝,一直考到43岁,参加了第17次童试,才终于中了秀才,虽然晚了些,却也创造了家族的一个纪录:“大界曾氏”几百年来第一个秀才,曾氏家族自此科门大开,人才按捺不住地往外冒,一直繁茂至今。

  曾麟书虽然是个老实人,但总归有些虚荣心,儿子在京城做了大官,老家怀着各种目的找上门来的人越来越多,曾老爷子难免有些跃跃欲试,好在曾国藩的规劝信很及时。唐浩明评点说:“身为官亲,不与闻地方事务,实乃最明智的举措。人之常情都鄙薄仗势行为。仗势而作歹,固然极坏,即便不做歹事,但干扰了地方当局,也易招致是非……曾国藩洞悉人情世故,目光深远。他在京中做官,巴望的是家中清吉平安,不想看到家人仗他的官势而招来舆情腾怨。倘若湘中对他家人的口碑不好,自然也会给他的仕途带来不利的影响。”

  曾国藩的官越做越大,曾麟书也一直低调不多事。这是曾门传承至今的优良家风。 

  但并不是所有官员的爹,都像曾麟书这般甘于平淡。譬如,张居正的老爹张文明。

  张居正官做得极大,明朝万历时期的内阁首辅,掌权柄十年,事实上是大明第一人,连小皇帝都要听他的。有个这么牛的儿子,张文明在老家也跟着牛气冲天了。

  张文明原是湖北江陵一个落魄秀才,虽然刻苦读书,但考来考去,始终是一个秀才身份,就是考不上举人,等到儿子张居正考中进士了,他还是没考上举人。所以他的最终学历是秀才。

  张文明很高调,几乎横行乡里,什么都干,欺压百姓,干预司法,想让谁坐牢就让谁坐牢,想捞谁就捞谁,连张居正自己都承认他老爹在老家的斑斑劣迹,他曾无奈地说:“老父高年,素怀坦率,家人仆辈,颇闻有凭势凌铄乡里,混扰有司者,皆不能制。”

  当地官府,也通过讨好张文明来讨好张居正,远不只是嘘寒问暖,连国有的土地都免费送给张家。更出格的是,当地政府部门为张家修建宅第,居然让大明朝的皇家特工——锦衣卫当建筑工人。这是犯大忌的事,但张文明感觉挺好。

  著名学者朱东润在《张居正大传》中说,给张文明行贿最多的,是两广的官员,他写道:“明代腐化的空气,已经弥漫了,腐化的势力,侵蚀一切,笼罩一切,何况一个全权在握的首辅,更易成为腐化势力侵蚀的对象。北京只是张居正的寓所,他的家在江陵;张居正可以洁身自好,但是居正有仆役,有同族,有儿子,有弟弟,还有父亲。腐化的势力,在北京找不到对象,便会找到江陵。张居正也许还能管束子弟,他能管束父亲吗?尤其张文明那一副放荡不羁的形态,更不会给一个十几年不曾见面的儿子以说话的机会。”

 

  张居正

  确实,张居正没法管束自己的父亲。古代中国,一个孝字,至高无上,甚至曾经有律法鼓励“亲亲相隐”尤其是“子为父隐”。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儿子发现父亲有不法行为,隐瞒了,没有罪;如果举报父亲,反而要论罪。张居正不是不知道他父亲在老家胡作非为,但为了显示自己是一个孝子,他还得处处无原则地维护父亲,《张居正大传》中写道:“张文明是一个放浪不羁的人,张居正当国以后,当然增加张文明的威风。万历初年御史李颐前往广西,路过江陵,看见张文明气焰太大了,和他顶撞一下,张居正便撤掉了李颐的御史……”

  张居正生前权倾一时,死后却遭遇了抄家惨剧,他甚至险些被掘墓鞭尸。这固然因为张居正过于刚愎自用、树敌太多,但他那位放浪不羁的父亲也脱不了干系。朱东润叹道:“人毕竟是不免受环境支配的。假如居正不生在腐化的空气中,或即生在这个空气之中,而没有那样的父亲,也许他在‘正己格物’的方面,会有更大的成绩。”

  古往今来,“坑爹”的故事多如牛毛,张文明上演了一幕“坑儿”的故事。万历四年,监察御史刘台上奏章公然弹劾张居正七宗罪,其中一大罪状就是“起大第于江陵,费至十万,制拟宫禁,遣锦衣官校监治,乡郡之脂膏尽矣……”意思是,张家在老家江陵建了一座很大的宅邸,花了十万两银子,里面的装修之奢华,就像皇宫一样,还派了锦衣卫监工,不知搜刮了多少民脂民膏。很狗血的是,这位监察御史刘台还是张居正的学生。 

  这世上有很多“衙内”的悲喜剧,也有不少“领导他爹”的啼笑皆非之事,都是父亲与孩子的关系,只是前者是父亲当官,后者是孩子当官。孩子看待父亲,即使是当了大官的父亲,大抵也要经历“崇拜—质疑—蔑视—叛逆—回归—理解—崇拜”这个循环,而父亲看待孩子,尤其是“学而优则仕”的孩子,父由子贵,自然满心骄傲、欣慰、满足,但也有不一样的爹。

  比如远古时期的“五帝”之一舜,他特别贤能,尧把帝位禅让给舜之前,就已经很重用他了,把自己的两个女儿娥皇、女英嫁给舜,还让他担任高级领导职务。但是舜的父亲瞽叟不仅不为儿子自豪,反而想把他干掉。史料记载:“虞舜,瞽叟之子。性至孝。父顽,母嚣,弟象傲。”这一家子也够混乱的,“顽”“嚣”“傲”,都不是省油的灯,值得一提的是,“象”是舜同父异母的弟弟,这个后母很可怕,直接左右了瞽叟,三个人联合起来,要谋害舜,把他的财产、地位还有两位高干子弟夫人娥皇、女英,统统要给象。当然,舜是天命眷顾之人,数次逃过杀身之祸,然后,一如既往孝敬父亲、后母。很感人,但总让人免不了犯嘀咕:舜是瞽叟亲生的吗?

 

  舜

  还有一种父亲,是赵佶式的父亲,关键时刻让儿子顶雷。赵佶就是宋徽宗,一个不适合当皇帝的艺术家与鉴赏家。金兵第一次大军南下,他想逃到南方去,但京城怎么办?于是他把皇位让给太子赵桓,太子也不是傻子啊,不从,哭昏了过去。就在他昏倒时,黄袍加身了,老爹跑路了。等到金兵退去,已经成为皇帝的宋钦宗把太上皇从南方接了回来。

  这个太上皇够无耻的,感觉危险过去了,又想再当皇帝了,于是出现了戏剧性的一幕:在某次规格极高的宫廷宴会上,太上皇亲自给宋钦宗斟了一杯酒,表示你很辛苦,让国家转危为安,干了这一杯。但宋钦宗坚决不喝这杯酒,无论大家怎么劝,他都坚决不喝。原因很简单:他害怕酒里有毒。这情形够尴尬吧,太上皇只能放下酒杯,大哭,跑回自己宫里去了。

  这对爱哭的已经完全失去彼此信任的父子,在金兵第二次南下时,谁也没逃掉,双双做了俘虏,连同宫廷后妃、宗室贵戚、大臣约3000人被金人掳到了北方,在金国渡过了余生。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靖康之耻。

  赵佶与赵桓这种父子关系,在历史上不多见——按常规是父亲去世后,儿子才能继位当上皇帝。但父亲把皇位让给儿子的也不少见,不管是真心禅让还是被逼无奈,父子同为皇帝,相处起来总归有些尴尬,比如唐朝的几位父子皇帝。

 

  宋徽宗

  唐高祖李渊是在玄武门事变两个月之后把皇位让给李世民的,之后作为太上皇还活了9年,可见晚年生活还是蛮幸福的。李渊其实是个有大智慧的人,只是他的历史作用被忽略了,《剑桥中国隋唐史》称:“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唐高祖是中国一切史书中最受贬低的一位君主。他的声誉之所以蒙受损失,第一是因为事实上他的统治时期很短,而且是夹在中国历史上两个最突出的人物的统治期的中间:他前面的统治者是名声不好,却干了很多大事的隋炀帝,他后面的则是被后世史家视为政治完人的唐太宗。第二,是因为他建立唐王朝的功绩被他的接班人精心地掩盖了……”李渊当然知道这些,但摊上这么一个比自己更能干又更狠的儿子,有什么办法?与其郁闷,不如释然。

  贞观四年,唐太宗大破突厥,生擒颉利可汗,举国上下,一片欢呼——要知道,唐朝初创时,突厥大军一度打到了长安城外。在皇家庆祝宴会上,大家喝嗨了,太上皇弹起了琵琶,皇帝则下场起舞,真是多才多艺的一家人。李渊很感慨地说了这么一句话:“汉高祖困白登,不能报;今我子能灭突厥,吾托付得人,复何忧哉!”“托付得人,复何忧哉”,这八个字,应该是李渊的真心话,即使他午夜梦回,心有不甘,卻也真正接受了这个事实。

  相比之下,唐玄宗李隆基的太上皇晚年,则是郁郁寡欢了。安史之乱,他先是失去了自己心爱的女人,接下来又失去了皇位——他西奔蜀地避难时,太子李亨在灵武即帝位,即唐肃宗。叛乱平定,李隆基回到长安,早已物是人非,他的亲信被一个个清洗,他想改葬杨贵妃也被阻挠,只能叫人画了贵妃的肖像,张挂于别殿,“朝夕视之而欷歔焉”。他的晚年,一人茕茕独处深宫,形影相吊,好不凄惨。白居易很能理解唐玄宗的最后几年,一阙《长恨歌》写尽了李隆基对杨贵妃的思念和对现实的无奈:“含情凝睇谢君王,一别音容两渺茫”“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

 

  明英宗朱祁镇北征瓦剌,结果遭遇土木堡之变,被俘虏。等他没有利用价值了,被送回北京时,已经成了太上皇。他的继承者景泰帝,自然不想把皇位再让出来,对英宗是百般提防,形同软禁,小人们也趁机落井下石。最寒心的一幕是:盛夏季节,英宗常常倚在宫中大树下歇息,御史高平进言:这么多树,要是有人爬进来怎么办?景泰帝倒是担心有人顺着大树把英宗给弄出去,于是下令,把英宗所住宫殿的大树都砍了。英宗某日出来遛弯,烈日当空,树阴全无,他的心,绝对遭受了一万点暴击。这日子,还比不上当俘虏享受到的优待呢!

  好在,英宗身体健康,一直坚强活着,等景泰帝重病不起时,一群大臣又拥立英宗,把他从太上皇变回了皇帝,史称“夺门之变”。他复位后,首先做的几件事之一,就是把当初建议砍树的高平砍掉了脑袋——这就是破坏环境的下场。

  刘邦与他老爹刘太公,又是另一种关系了。刘邦是开国皇帝,发迹之前,老是被刘太公责骂,说他不务正业,瞧瞧其他兄弟,家业多大?等到刘邦当了皇帝,一日酒后,当着众人的面,毫不给刘太公面子:您老人家说说,我们几个兄弟谁的家业大,谁更有出息?

  刘邦当了皇帝后,刘太公还是对他吹鼻子瞪眼的,有一次一个宫中总管提醒刘太公:当今天子虽然是您儿子,但他是天子啊,他再来看您的时候,您不能在宫中等着,要到门口去迎接啊。刘太公顿悟了,从此学会了礼节。儿子当了皇帝,父子的关系,就不再是父子的关系了。

(责任编辑: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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