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阳楼记》背后“公款贪墨”事件调查

导语

庆历六年六月,岳州知州滕宗谅坐在几案前思绪万千。他打算写信给副宰相范仲淹,希望位高德勋的老友为岳阳楼挥毫做记。持续一年之久的岳阳楼修缮扩建工程在滕宗谅的主持下于这年春夏之交竣工。功成之日,这位知州独上高楼,面对“襟三江而带五湖”的洞庭壮景,放声恸哭。但在信中,他只字未提自己一贬再贬的政治遭遇。他声称,岳阳楼肢体俱备而独缺精神。


凯风网宁夏频道 供稿:郝帅斌 编辑:荷蓬 仲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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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阳楼记》背后“公款贪墨”事件调查

  一、“枉费公款十六万贯,数万贯不明”

庆历三年,53岁的滕宗谅(字子京)经历了仕宦沉浮最动荡的一年。九月,他被免去环庆路经略使职务,暂任凤翔府(属秦凤路)知府。一路军政大员,在烽火连起的年月,凭借自己的精明强干,得到“若不才之人,岂能当此一路”的评价,忽然被打发到另一路去做代知府,这样的突变之下潜伏着一场轩然大波。

滕宗谅被擢升为环庆路经略使仅仅是九个月前的事。随着顶头上司范仲淹、韩琦等边帅入朝组阁,郑戬,一位以“不畏权贵、用法深刻”著称的官员,成为新的西北四路经略使。他上任第一把火,就让主政环庆路的滕宗谅,忧心焚焚。

郑戬一封朝奏九重天,要求严厉追责滕宗谅在泾州枉费公使钱十六万贯的经济问题。朝中,监察御史梁坚紧随其后,参奏滕宗谅其罪有三:一是在主政环庆路以来滥用公钱十六万,并有数万贯不明;二在泾州贱买百姓牛驴犒设军士;三在邠州组织娱乐活动,给乐伎银楪子三二十片。

  

郑戬 

郑戬此人嫉恶如仇,在朝素有声望,曾不遗余力追查著名的“冯士元受贿案”,一举挖出宰相吕夷简之子吕公绰、吕公弼等幕后老虎,将其逮捕,并促成包括两位副宰相盛度和程琳、御史中丞孔道辅在内的十多位朝廷重臣牵连免职。这次,他与监察御史梁坚内外联手,弹劾滕宗谅涉嫌贪墨,可以说给朝中新执政的范仲淹集团造成巨大困扰。

朝议时,以执政官范仲淹为首的新政士人及时为滕辩护,他们不相信弹劾者所言,认为没有充足的证据,不可轻易动摇一位边关大员。但以御史中丞王拱辰为首的一批台官进行了争锋相对的激辩,他们要求严惩腐败,以正法纪。向来被认为范仲淹集团中重要成员的欧阳修也站在这一边,谴责滕宗谅,并要求朝廷尽快查办。

王拱辰在朝中德高望重,他曾数次凭借杰出的外交才能,博得宋廷和契丹两方面的尊崇。据《王拱辰墓志》,他听说滕宗谅在庆州为政奢侈糜烂,搞得人情怨愤,却无敢言者,于是挺身而出,成为弹劾阵营的领衔者。

  

王拱辰墓志拓片 

朝堂之上火药味肆意弥漫,但向来“只会做官家”的宋仁宗这时却显得十分平静。他表示,滕宗谅作为执掌前线军政事务的要员,以财为部下谋利,这不过是效仿古代名将李牧故事,安可加罪!他希望大臣们对此事不要太过紧张。

但应各方强烈要求,仁宗还是派出皇家特使太常博士燕度前往实地调查。太常博士是从七品的清要官职,博士燕度饱读诗书,平日里负责皇家学院的研究教学工作,并无实际办案经验。仁宗派这样一位先生去调查举朝瞩目的案件,显然有意大事化小。但案情的发展很快背离了他的初衷。

据说风闻燕度前来,滕宗谅竟然把有关名籍账册全部销毁,让这位学富五车的皇家特使羞愤难当。在毫无证据的情况下,也未经请示,愤怒的特使将滕宗谅以及所有他能想到的涉嫌人员全部下狱,以至于邠州诸县的监狱为之一满。这引发了边将恐慌,据欧阳修说,名将狄青、种世衡等都对此发出了抗议。燕度此举,对历经一场血战才稍稍安定下来的西北边陲来说,无疑再造危机。

欧阳修,自称“醉翁”,却能清醒表达“醉翁之意不在酒”。滕宗谅案发之初,他主张早日彻查贪腐,这时他发现情况有些不妙,态度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他接连上书,指出燕度此去并非只是针对地方军政要员的经济问题,其张皇太过,枝蔓勾连,显然另有阴险的企图。

  二、经济问题背后的政治问题

宋仁宗陷入到一种左右为难的境地。这是范仲淹等主持新政的开局之年。他的特使却将范仲淹的同窗好友、新政重要的支持者之一滕宗谅下狱。滕的经济问题,就是在范仲淹主持西北军政时发生的,而滕的升迁,也源自顶头上司范仲淹的极力举荐。

   

滕宗谅与范仲淹 

范仲淹一介书生,却能统御西北各路大军,不仅成功抵制住西夏骑兵的进逼,还促使元昊求和,这让仁宗喜出望外。而就在此前一年,葛怀敏统帅的宋朝主力在定川砦被西夏军全歼,据说十七名将帅和近万名士兵喋血沙场。鉴此,他连下诏书,迫不及待地督促范仲淹移交与西夏和谈要务,回朝推行一场切中时弊的全面改革。

现在,廉政特使燕度在邠州的草率行为,让原来只是主张谨慎处理以免动摇御边大局的范仲淹态度变得异常强硬,他表示,如果任凭燕度在没有真凭实据的情况下肆意胡闹,他将辞去宰相之职。另一方面,御史中丞王拱辰论奏益急,毫不示弱,他声称,如果有人要袒护滕宗谅,明天他就无颜上朝,请仁宗给他一个荒蛮小郡去治理。

台谏官欧阳修三陈其奏,激烈程度丝毫不亚于范仲淹。欧阳修除了作为耿直的谏官让人敬畏,他还是文艺界备受推崇的领袖,他的意见不容忽视。“如果不尽早喝止燕度的行为,则恐怕元昊兵临城下,无人肯为朝廷用命。”欧阳修强调。对于他为什么前后主张截然相反,他表示,宁可落个以妄言得罪于身,也不可知错不改误事于国。

  

迫于欧、范等人的压力和燕度调查无果且操作失当的事实,宋仁宗决定对滕宗谅略施惩处,贬官一级,将其暂调秦凤路避避风头。但这直接导致御史中丞王拱辰躲在家中闹情绪,他真的罢了朝。“盗用公使钱,止削一官,所坐太轻。”他强调,“这势必导致边臣竞相效仿,后果极其恶劣。”

于是滕宗谅免去凤翔知府,再贬虢州。这已是庆历四年。这次贬黜迫使范仲淹不惜有损执政大臣的体统去回应:“臣作为执政不能保住滕宗谅,将无颜再居此位,请陛下将臣并罪,与滕宗谅一同贬黜。”然而即使如此也没能力挽颓局。改革者权威动摇,这加剧了改革的短命。

宋仁宗这时感到,滕宗谅案已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公款滥用的问题,它实际上已演化为朝廷中两种势力的权力角逐,它的成败一定程度上关系着国家改革的成败。与此同时,祖宗家法中“防朋党如外寇”的诫训,警醒他必须痛下决断:滕宗谅贬斥更加边远之小郡——岳州。本来他是不希望事情发展到这种地步的。

事实上,当初仁宗对滕宗谅持宽大态度并非只出于他向来的仁慈,所谓滕宗谅“枉费”公钱,原有其按祖宗之法行事的制度依据。案中所谓“公钱”,在宋朝有特定名目,即“公使钱”,是一种朝廷拨给边帅以便其权宜行事的特殊经费。这笔钱数额巨大,动辄数十万,甚至百万下拨,或用于抚恤军民,或召募骁勇,豢养间谍,或粉饰太平,提振士气等等,只要边帅们不中饱私囊,怎么花基本上都在法度之内。

  

宋太祖赵匡胤 

在军情瞬息万变的边疆,统帅手中有钱才能确保兵将用命,战无不胜,这是开国皇帝赵匡胤的制度安排。至于怎样才算过度,往往基于一种感性的判断。于是在实际运行中,这项缺乏有效监管和审计的特殊经费,成为很多名臣被非议甚至贬黜的因由。名臣宋祁、尹洙、狄青,以及此次和滕宗谅同时下狱的另一位地方要员张亢,都惹了滥用公使钱的麻烦。

不同的是,滕宗谅案往往被看成为以范仲淹为首的激进的改革派和朝中既得利益集团之间的一场博弈。放逐滕宗谅的真正目的,不是惩处一位在经济上不节制或有贪墨行径的地方军政要员,而是要从范仲淹集团的严密防线上撕开一个口子。还有证据表明,此时退居幕后的前宰相吕夷简是保守派的支持者或操作者。

那么,被执政官范仲淹看作是“微斯人、吾谁与归”的滕宗谅,究竟是不是一位以仁义之名行贪腐之实的伪君子呢?

  三、揪出“贪官”滕宗谅

滕宗谅不得不说是一位有手腕的政客,他预先烧了一切籍账,让廉政特使无迹可求。而那些试图揪出一个贪官滕宗谅的对手们自己又破绽百出。顶头上司郑戬在第一时间弹劾滕宗谅——泾州任上浪费公钱十六万贯,而监察御史梁坚的弹劾却说是在庆州任上花掉十六万贯。

根据《宋史》本传和《滕宗谅墓志》,仁宗这次派出的廉政特使不仅有燕度,还有来自大内的中使。据这位不具名的中使的秘密反馈,抵达边关后他查明滕宗谅的经济问题是从庆州任上开始发生的,而不是泾州;数额是三千贯,而非十六万贯;且都有合理的用途:犒劳番汉部属和资助游散到此的读书人。

 

但我们依然不能确定,失去籍账等证据的这次调查,其结果在多大程度上可信。以滕宗谅使钱的一贯风格来看,他在庆州的公使钱花销恐怕绝对不止三千贯。从一则关于湖州知州胡宿的史料中我们发现,胡赴任湖州前,滕宗谅是这里的知州,他大修学校,花费公钱数十万之多,以致通判等其他官员质疑他有贪墨问题。但继任者胡宿遮掩了此事,并指责质疑者,如果宗谅有过,你们当时为何不举报,等他调任后才提出来,岂是古君子所为。

一封由范仲淹的好友苏舜钦写给欧阳修的私信这样写道:“近来葛怀敏、滕宗谅、张亢等人所用官钱巨万,复有入己,唯范公横身挡之,皆得末严惩。”固然不能因此信就断定滕宗谅却有入已,但至少表明,滕等边帅在用钱方面往往都是大手笔。事实上,不仅在庆州,在泾州任上滕宗谅也给人大量使钱的印象。

庆历二年润九月,西夏国元昊乘胜兵锋直逼关中。时任泾州知州的滕宗谅在兵力匮乏的紧急情况下,重金招募勇士间谍,日夜探查敌情,一日二到三次通晓各郡,积极防范。时任环庆路招讨使的范仲淹率军及时来援,这才迫使一度所向披靡的西夏军勒马退兵。与此同时,十余日来天气阴晦,守城军民萎靡不振,滕宗谅在城内大摆筵席,鼓舞士卒,又祭奠阵亡将士,厚抚其家属。

 

 宋夏之战 

范仲淹认为,在边关告急的情势下,滕宗谅花钱招募间谍、犒劳军民、抚恤阵亡将士家属等等,都是情势使然,钱花的可谓正当其时,不但无罪,反而契合祖宗家法设计的初衷。至于在泾州时贱买老百姓的牛驴犒设军士,也出于情急之下鼓舞士气,情有可谅;在邠州给乐伎银楪子三二十片,则是日常军营生活里军官们射箭娱乐所为,和滕宗谅并无关系。

如此看来,习惯上认为郑戬、梁坚、王拱辰等人站在既得利益集团的立场上,借打击滕宗谅而对范仲淹改革派进行攻击的说法似可成立,但历史研究并非如此简单。首先郑戬本人就与范仲淹私交甚好,他们还有“连襟”这样的姻亲关系。在滕宗谅案发之后不久的那场著名的“建造水洛城的争论”中,范仲淹和他的一贯支持者韩琦争锋相对,而作为当事人的郑戬则得到范仲淹的支持。

同样,梁坚和王拱辰在台官序列也以耿直正派的作风为人称道。王拱辰本人就曾极力支持范仲淹、欧阳修等人主张的举官之法——这是庆历新政中的重要举措。王拱辰第一时间向政府推荐了李京和包拯两位名臣。

李京在滕宗谅的经济问题上,为之又添“回易”一条,他声称,地方举报滕宗谅贬虢州后,依然让士兵在当地从事茶叶贸易,从中谋利。这促成滕宗谅从虢州再贬岳州。但“回易”却是在制度上允许的,它是公使钱制度的一部分。包拯则从根本上批评“公使钱”制度设计的合理性,认为“公使钱”使用普遍存在不当的问题,朝廷浪费巨大,地方尤被其苦,军队从事贸易以牟利,更是弊政,请废之。

 

滕宗谅为官一方到底花掉多少公使钱,有多少使用得当,有多少贪墨,或被转移到什么地方,如今已成悬案。但《宋史》最后给滕宗谅这样的盖棺定论:“宗谅尚气,倜傥自任,好施与,及卒,无余财。”也就说,这是个花钱的主,但他死的时候清清白白。他的钱去哪了呢?用在了守卫边疆、兴办教育以及惠泽一方生民。他留给子孙唯一的遗产是:数千卷书。

历史最后证明,一场彻查贪腐的大案最后揪出一个只有一千卷书遗产的滕宗谅,这会不会有些沮丧?但现在我们要面对这样的问题,滕宗谅被贬岳州后又修了岳阳楼,依旧耗资巨万。这是文化建设还是面子工程?如果说一个任性使钱的官员竟然对追求钱财毫无欲望,那他到底是在追求什么?

  四、精神永固岳阳楼

庆历四年,滕宗谅谪守巴陵郡。

  

清书法家张照所书《岳阳楼记》 

巴陵郡即岳州,“北通巫峡,南极潇湘,迁客骚人,多会于此”。正如滕宗谅所说,“天下郡国,非有山水环异者不为胜,山水非有楼观登览者不为显”,岳阳楼跨城堙、揭飞观,成为八百里洞庭胜景的点睛之笔。前朝声名最显赫的大诗人,李杜白孟刘韩无不来此一观胜景,并题诗楼上。宋朝的高官权贵也把他们的诗文书于梁栋。

传说最早建此楼者是三国之鲁肃,李白放逐夜郎途径此地,唐宰相张说后贬谪于此,与志同道合者登楼酬唱。现在又一位逐客滕宗谅来了。他显然在惊奇和兴奋中爱上了这座楼。但很快他发现,岳阳楼似乎还缺点什么,以至于他感到,这座楼必须加固才能永垂不朽。

 

有人认为,滕宗谅是背着一副沉重的十字架登临岳阳楼的,正所谓“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矣。”也有人觉得,滕宗谅是在进行一场朝圣之旅,因为在岳阳楼上,他看到了“凭轩涕泗流”的忧国者杜甫的身影,触碰到了怀才不遇、乞求圣明的孟浩然的胸襟,感受到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的复兴理想,也承接了名相张说将外在事功和内心自由统一起来的崇高境界。

于是,一个在痛苦和不平中蜕变、被精神洗礼和升华的滕宗谅脱颖而出。或许就像范仲淹所勾勒的那样,面对着“浩浩汤汤,横无际涯”的洞庭水,他“心旷神怡,宠辱偕忘”。

滕宗谅谪守巴陵郡三年,做了三件功在千秋的大事。一是筑偃虹堤,二是建岳州学堂,三是修缮古迹岳阳楼。但正如一个贪官在他经历多次警告之后依然不改其“贪”的本性,一位能吏在经历多次教训之后也依旧难改其“好大喜功”的做派。

“滕宗谅修岳阳楼,不用府库银,不敛于民。他竟然想出了催收民间宿债烂债的法子,聚敛近万缗。”政治家、历史学家司马光这样写道,“他不设财务总管,自己直接管理府库。那新修缮的岳阳楼极为雄丽,耗资巨大,一定有不少银子装进了他的口袋,可是州民却不认为他有什么不对,反而都赞叹他的能耐。”

从另一种角度来说,滕宗谅确是一位“贪官”,只不过,他“贪”的不是钱财,而是事功。儒家士大夫历来追求“内圣”和“外王”,“内圣”强调个人修身,而“外王”旨求外在事功。作为读书人,尽管仕途坎坷起落,滕宗谅已然在事功上多有让人称道之处,而在个人修身方面,范仲淹曾这样批评他:“豪迈自负,罕受人言”,又说他“旧日疏散,又好荣进”。而今他似乎自己也感到修身上大有不足。

他需要亦师亦友的范仲淹。他修缮岳阳楼无疑是在彰显自己事功上的卓越表现,成为一种树立在天地间的有形的象征,他需要范仲淹赋予这事功的象征以内圣的灵魂。他写信给范仲淹,“楼观非有文字称记者不为久,文字非出于雄才巨卿者不成著。”在他心目中,岳阳楼有了鲁肃张说,李杜白韩,还远远不够,历史风云际会,一定要等来范仲淹,等这位将内圣与外王统一起来的雄才巨卿如椽大笔一挥,从此永垂不朽。

  

今日岳阳楼 

范仲淹不负所望。在《岳阳楼记》中,他建构了一个君、臣、民共享的天下,从理论上重置了君权社会的权源结构,赋予士大夫政治一套发扬蹈厉的价值和灵魂;他发挥“孔颜乐处”的历史哲学命题,缔造了读书人无论在野在朝先天下忧乐的士人精神,改写了上千年来“达则兼济、穷则独善”知识分子人生格局;他赋予“古仁人之心”以新的意义,前所未有地拓展了孔孟原典抗衡佛道关照仕途退避的理论资源。

范仲淹写作《岳阳楼记》之时,正是他人生走到最灰暗地带之际。他主动离开最高权力中心。一场苦心孤诣、雷厉风行的庆历改革付诸流水,改革派随即纷纷贬谪地方。他浪费了臣僚的热情,辜负了君王的厚望。

《岳阳楼记》可以看做是范仲淹施政失败后的一次深沉的反思,据说他从未到过岳阳楼,但没有关系,他写的是一坐心中的岳阳楼。

“风波岂不恶,忠信天所扶。相见乃大笑,命歌倒金壶。”范仲淹在给滕宗谅的信中这样写道。他依旧豪气洒脱。如果说滕宗谅缔造了岳阳楼的非凡和壮丽,那么范仲淹则用精神永固岳阳楼。这精神,不在过去,而在将来。

  

毛泽东书杜甫《登岳阳楼》 

  结语

《岳阳楼记》完成三月后,滕宗谅病逝,享年57岁。范仲淹仰天长叹:“惜其才有余而命不足,不得尽其术。”范仲淹曾经把他的改革设计命名为“悠久之道”,他希望仁宗能给他足够的时间,从根本上改变官僚体系的腐化、臃肿和低效。但各方势力迫使改革实践背离了他的初衷。他曾竭力谋划一个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天下大同的王道社会,但即使是滕宗谅这样的大才,正当壮年有为之时却不得其用。

对于一个改革者来说,真正的难处不是有一群反对他的人,而是这些反对者的反对不无道理。滕宗谅贪墨公款事件反映出庆历士风的高涨,对其细节和意义的考量不亚于著名的“水洛城之争”。需要指出的是,郑戬、梁坚、王拱辰、李京不代表上层地主,范仲淹、欧阳修、滕宗谅不代表中下层地主,同时他们都不认为自己是皇帝的雇佣。他们是公元11世纪中国社会诞生的新的权贵:知识官僚阶层。他们的生命力比我们能够想到的还要长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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