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被宋朝士大夫们推崇备至的“格君者”陆贽

导语

唐德宗李适狼狈奔逃,从长安到奉天,从奉天到梁州,历险越阻,颠沛流离,夜里才稍稍安息于山馆,他急躁地召唤陆九,但侍从回报,陆九不见了。德宗泫然泪下,他恸哭道:找到陆九者,赏千金。那个兵荒马乱的夜晚,当陆九再次出现的时候,太子和亲王都表达了庆贺和羡慕。陆九,就是被宋朝士大夫们推崇备至的格君者陆贽。宋人苏轼、吕希哲等七人联名上书宋皇,推荐陆贽,说他“智如张良而文过之,辩如贾谊而术不疏。上格君心之非,下通天下之志”。泾原兵变以来,陆贽与唐德宗患难与共,谋必有功,结下非常的友谊。非正式场合,皇帝不直呼其名,但呼陆九。天下再归太平后,陆九拜相,君臣本可有一番大合作。但唐德宗这时感到,此陆九已非彼陆九。德宗欲杀陆贽。他认为自己已尽君臣之义。但在宋朝的士大夫们看来,不是陆贽辜负了君恩,而是德宗李适从来就没有看懂这个与自己亲密无间的人。


凯风网宁夏频道 供稿:郝帅斌 编辑:荷蓬 仲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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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被宋朝士大夫们推崇备至的“格君者”陆贽

  一、从文书到内相:杀机后的生机

陆贽起于下层官吏之家。早年失怙,十八岁中进士,又在吏部考中博学宏辞科。但生在唐朝的他并没有获得宋朝那样“焚香礼进士”的待遇。唐朝依然以门阀立国,非衣冠子弟,要想通过科举跻身达官显贵,不仅要有突出的文学才华,还要能到一二大官处干谒求位的本事。李白“高冠配雄剑,长揖韩荆州”,以失败告终;陆贽任职小县旋踵即遭免职,归家探母途中拜访当时著名经学家、寿州刺史张镒,以求提携。

 

张镒开始时轻视这个无名晚辈,但交谈三日,遂请与陆生做忘年交。临别,张镒拿出百万钱相赠,说:“请作为母亲大人一日之用。”但陆贽拒绝。他只接受了一串茶叶。后来,唐德宗李适因张镒大力推荐而召见陆贽。当时张已任相。这是公元783年,用不了几月,至高无上的天子就要被他自己的士兵搞得威风扫地。

陆贽见德宗,与八百年多前贾生见文帝“不问苍生问鬼神”的情景颇似,自视甚高的皇帝李适,对颇富辞藻的陆贽十分赏识,封为翰林学士,朝夕伴君在假山碧水间,共度快乐光阴。德宗并没有意识到,伴君之人,其实是一位和贾谊一样了不起的政论家。

 

翰林在李白的时代,就是一个陪皇帝诗酒娱乐的职位,但因为肃宗时平定安史之乱的现实需要,翰林一度由文学侍从转变军政秘书,成为皇帝身边最为倚重的智囊角色。不过,聪明的德宗,并不需要写一手漂亮文章的学士们在治国理政大事上指手画脚。

德宗李适做雍王时曾破史朝义于洛阳,后与郭子仪等八人图列凌烟阁,不愧太宗子弟,威风八面。但车驾从奉天再次颠沛梁州时,德宗只见山河破碎,村野荒凉,他呜咽流涕,自认罪在朕躬。这时一样饱经磨难的陆贽也感伤涕零,说罪在群臣。一时君臣对泣,泪洒朝堂。在场者无不下泪。

遥想当年初登大宝,励精治道,搜罗贤才,派出黜陟使庾何等十一人使团巡视天下,观政得失,此时的唐德宗恰如《旧唐书》所说,“思治如渴,视民如伤。”渭南一个叫陆贽的县尉,这时献上治国方略,涉及如何考察民情,考核官吏、选材取士以及革新财赋等等。世人无不叫好,德宗拔擢其为监察御史却不用其策。

《新唐书》指责德宗“猜忌刻薄,强明自任。”《新唐书》在道学上颇为自负,它由宋朝杰出的道学家欧阳修、宋祁等人编撰而成。但其实新旧《唐书》并不矛盾。历来只有自视圣明的领袖才会热衷于选拔一个御用文人班子用文辞夸诞装点盛世繁华,以此树立威权,坚固正确。被史官认为“天才秀茂,文思雕华”的德宗李适在唐朝中后期的天子队伍中写诗作文,无可匹敌。他提拔陆贽为翰林,意在戏狎娱乐,随从唱和,而不是叫他指点江山、激扬文字。

但翰林学士陆贽并不想过这优游从容的日子。因为乱世近了。藩镇诸侯的跋扈与纷争愈演愈烈,而朝廷派去淮西的招讨使却久战无功。陆贽频频上书,分析幽、燕、魏、汝、洛各州形势,富有预见性地提出尽早调回东征精锐——神策军固卫京师,以防不测,并呈上“固本削枝”的一套详细对策,解决中央与藩镇冲突的根本问题。但未见纳。

 

公元783年10月,来自西北泾原的五千士卒举家赴国难,到长安后遭到天子使者侮辱性的“犒劳”。饥寒交迫的士兵一怒洗劫了德宗的私人宝库——琼林和大盈。德宗连夜逃往奉天。不过,这场九死一生的灾难性事件却把翰林学士陆贽引向他人生中最辉煌鼎盛的一段岁月。

逃亡之途,文书频递,政令繁急,陆贽侍奉车驾,却能潇洒应对,所拟奏折、诏令无不曲尽其妙,同职者拱手叹服。史官这样记述:“虽有宰辅,而谋断决策,多出于陆贽。时人视之为‘内相’”。这时,陆贽真正成为一位众所仰慕的格君者。他与德宗亲密无间,德宗对他言听计从。私底下,德宗不直呼其名,而称陆九。太子和王公也为他们的亲密感到羡慕,当然也包括嫉妒恨。

  二、人君必须绝对正确?一封洗心革命的认错书

徐复观先生说,读《陆宣公翰苑集》才知《旧唐书·陆贽传》“颇勤儒学”四字之真正着落。他指责《新唐书》将此四字当闲笔墨删去,实在不妥。其实《新唐书》没有重视陆贽的儒生身份是时代使然,那时几乎人人是儒生,士大夫无不用功于孔道。

但在陆贽的时代,儒学不过诸学之其一。众所周知,韩愈一朝与释争高下,“夕贬潮州路八千”。有此背景的差异,便不难明白,陆贽与德宗的友谊小船最后被掀翻,也在这四字上。君主专制强调天子代天牧民,君主乃天意和天命所在。这是颠破不破的最高真理。因此皇帝为权原,不可置疑。只有极少数时候,才出现孟子所言的情况,我不见君主,只见独夫。

然而人君毕竟是人,皆有人之欲恶,陆生欲修齐治平,就必须“弘道”而“格君心之非”。陆贽希望圣王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他上书德宗,意图使他明白,天子不私其心,好恶都要与天下同。同时他请皇帝不要以为一人的聪明睿智可以澄清宇宙,那就好比一人秉烛游于森林。好的君主的做法是,“总天下之智,顺天下之心,尽天下之情,以成治道。”

可是人君德宗从煌煌朝廷跑出来,他已成为孟子所谓的“独夫”。三十年前,安禄山把唐明皇赶到西蜀,后来吐蕃人又把唐肃宗逐出长安。如今泾原兵又拥护朱泚长安称帝,并与幽州节度使朱韬(朱泚之弟)相约瓜分天下,兵逼奉天。世道已乱,人心不古,谁都可以称王称帝,一个政权的正当性何在?此时勤王节度使李怀光又和皇帝闹起情绪,按兵不前。他正在为宰相卢杞的馋言生闷气。

陆贽要挽狂澜于既倒,拯时局于危难,就必须重建皇帝的权威和唐王朝的正当性。但他提出的方案的是,皇帝必须下一道罪己诏,表明自己错了,从此洗心革面,痛改前非。按照儒家的设计,既然皇帝犯了这么大的错,那他还能在多大程度上代表天命?德宗尽管也曾痛哭流涕地向大臣们认错,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真的认为自己错了。

 

事实上,朱泚乱平后,德宗和陆贽有一次关于纳谏的著名辩论,暴露了这位人君的真实看法。德宗认为国家弄到这个地步,不但不是因为陆贽所谓的人君不能接受臣下的谏言,反而是他诚恳纳谏的后果。德宗强调正是他太真诚而无防人之心才遭奸臣暗算。谏官们总是叽叽喳喳,所论却大同小异,一加质问,就理缺词穷。可这些人又爱炫耀,最后却把过错推到人君身上。如果他们真有高见,人君怎能不了解?

德宗不仅对他的大臣有意见,从陆贽请求下罪己诏的奏章里,我们还可联想到他对天下人的质疑:如果君心有“大非”,那么天下之心、万民好恶就一定正确吗?万民不就是因为他们如羔羊般愚蠢、不知道怎样才是好的生活,才有圣人施礼教而天下治吗?由此才有陆贽关于庶民至愚至神的论述——群氓之蚩蚩,或昏或鄙,看似愚昧浑噩,不知道怎样是善恶,如何为幸福,可是高高在上的君主一旦善恶不辩,好坏不分,得失不知,在野的庶民便看得清清楚楚。历来宫廷隐秘,到头无不广传民间。此即所谓民众的神乎其神。

 

(唐德宗李适) 

陆贽希望人君最好放弃以机智驱使民众的念头,民众会因此变得刁钻奸猾;若能以诚心对待他们,民众也会淳朴忠诚。更何况,他提出更高一层的超越性概念——道,作为君心的最高参照。公元784年正月,焦灼已久的罪己诏《奉天改元大赦制》终于下了。由陆贽全权起草,德宗签署,颁发天下。

“朕长于深宫之中,暗于经国之务。积习易溺,居安忘危,不知稼穑之艰难,不察征戍之劳苦……天谴于上而朕不悟,人怨于下而朕不知……罪实在予,永言愧悼。”全文真心实意,痛快淋漓,达到了陆贽奏章中所要求的“洞开怀抱,洗刷疵垢,荡去瘢痕”。

敕令下达之日,“虽武人悍卒,无不挥涕激发”。事后大将军李抱真入朝,还又印证了这份诏书的魔力:“诏书传到山东时,士卒无不感动哭泣,我看人情到这种地步,才明白其实叛贼不难平了。”

然而陆贽和德宗之间的角力继续,并随着叛乱平息而升温,直到友谊的小船最终倾覆。

  三、立国的根本和“龙虎榜”事件

“罪己诏”实际上是一种中国特色的社会契约,皇帝借此向他的臣僚和民众重新取得权威和正当性。而且这种协议中达成的谅解也是暂时的,倘若皇帝不能兑现他所说的痛改前非,天下依旧载舟覆舟。对此,陆贽看的相当明确,他们认为根本没有什么另外的天命,因为“天听”即“民听”,“天命”即“民意”。由此,“君权神授”至少在理论上被修改为“君权民授”。

但就在下“罪己诏”的这年冬天,德宗便欲对自己立下的契约做一反驳。他示意群臣请上“神圣文武”尊号,以期找回一度丧失的“皇上圣明”。陆贽则继续做严厉的反对。他说“天时人事,理必相符”,此时正是“人情向背之秋,天意去就之际”,不但不该增加美名,反而应继续“引咎降名,深示刻责”,这是获得民意和天命的唯一机会。

就在他认为德宗被说服的时候,在皇帝行在的廊下,他惊奇地发现那里陈放着两个贮贡物的移动府库,上面赫然有御笔题名“琼林”、“大盈”!德宗竟然忘了就是这两个皇帝私人府库直接引爆了泾原兵变。“师旅方殷,痛心呻吟之声未息”,德宗竟如此不思悔改。作为格君者,陆贽大感羞耻。他劝说皇帝将私库纳入国库管理,并将库中宝物犒赏前方平叛将士,以平民愤,聚士气。

不管德宗心下如何不满,至少此时他听从了陆贽。但在是否节制一家独大的李怀光的问题上,德宗没有及早按照陆贽的建议部署,以致拿到丹书铁券的李怀光依然造反,追杀德宗。“旧寇未平,新患又起”,陆贽说,根源在于“四军悬垒,群帅异心”,而人君却罔顾军情瞬息万变的实际,遥控指挥权。屯兵不为用,聚将而不使一心,徒滋事端。更重要的是,以暴制暴,穷兵竭财,转嫁灾祸,最后人心转溃,而寇乱愈滋,陷入恶性循环。为此他上“御将之法”,但不能用。

 

事实上,无论是朝廷先前派去的李希烈,还是后来倚重的李怀光,以及叛党头子朱氏兄弟、李惟岳、田悦乃至后来杀掉李惟岳而投降的王武俊等等藩帅,他们无不是在丧失了对国家和政权的根本信仰的前提下,沦为权力和欲望的奴隶。谁给更高的官,更大的利益,他们就拥护谁。反之,稍有不满就背叛。而泾原五千士原本是赶赴前线平叛的一支精锐,最后却把皇帝赶出了京城。

这已不是单纯的政权腐败问题。在叛乱渐平,群臣纷纷反思寇乱之因,而德宗一面大封“定难功臣”,一面忙于寻找散失的六宫粉黛之际,陆贽把目光射向了唐朝立国的根本:究竟应由什么人来组成政府,建制军队,官吏将士如何才能认同朝廷,如何在统治内部确立起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信念。一百多年后,宋朝的开国君臣坐下来持久深刻地讨论这些问题。文官政治的缔造及祖宗之法的设计则是结果,但宋人“修文偃武”终究矫枉过正。

陆贽作为“内外属望的正式宰相人选”,平乱后没有如愿拜相,反而“恩礼稍薄”,学士如故。承平日久,又罢去翰林内职,外做兵部侍郎。也就是说,他不再是具有特权色彩的内廷御前侍从,而是一名君主一视同仁的政府高级官员。对此,同朝为官、《陆宣公翰苑集》的编纂者权德舆没有向皇帝身上找原因,他相信这是奸党窦参从中作梗,小人吴通微、吴通玄兄弟合力倾陷。窦参因为弹压陆贽而拜相,弄权枉法。吴氏兄弟则为德宗东宫时旧党。据说他们把奏章文书写得像他们的颜值一样风华绝代,但他们嫉恨既会写文章又有谋略的陆贽。

 

(韩愈) 

贞元八年,他们等来了除掉陆贽的最佳机会。陆贽主持科考,以“通榜”之法,朝夕之间,几乎把天下孤隽伟杰之士“一网打尽”,其规模之大,成效之高,前所未有。以韩愈为代表的一批沉寂下僚的英俊就此鱼跃龙门。数年之内,这批人官至“台省”高位竟有十余人,用韩愈的话说,个个“赫然有声”。这一榜于是被当时称作“龙虎榜”。

通榜取士即主考官考前已根据士林公论和个人交往胸有成竹,考试不糊名,考官迫于讥议而审慎公正,但有太过主观,有失公允之嫌。陆贽为何如此急迫而不避公议地大批取士?这样“科举”势必为窦参、吴氏兄帝联合倾陷提供空间。他们大做榜书,指控陆贽举人不实,更结朋纳贿,一时朝野震动。陆贽面临着空前的压力。但德宗的处理结果却让人感到历史的吊诡。

  四、君道即治道——媚道大行的时代

历来皇帝的糊涂,至少有两种,一种叫脑子有病,一种是自作聪明。德宗显然属于后者。龙虎榜事件中窦参的弹劾,最终给德宗造成了一种心理反弹,使他抚摸旧伤,回归到正常的清醒。他不但神通广大地从吴通玄的老婆那里找到窦参陷害陆贽的证据,还查出窦参曾收受了一位藩镇节度使的行贿,并过滤地认为,窦参有意谋反。

根本上说,德宗是最不相信陆贽受贿的人。德宗非常明白,陆贽这种人清廉和忠贞举世皆知,他最大的问题是非常令人讨厌。这也是德宗偏爱窦参等人的一个原因。德宗将窦参一贬再贬,最后置之死地,意在告诫所有人,生杀予夺,都在他一人。无论是谁想在他面临摆弄是非,他都可以把他搞掉,即使是他最宠幸的人。

“龙虎榜”事件让陆贽因祸得福,执掌起早该属于他的宰相大印。这一事件的象征意义比它本身更为重大。它蛰伏着谋国者陆贽由来已久的企图——解决立国的根本问题,由哪些人来组织政府,如何构建国家认同和政治信仰。“龙虎榜”事件之后,以韩愈为中心的一批儒家士大夫走上话语权力的中心,他们重写道统谱系,高举恢复尧舜三代之治的旗帜,引发一场持续数百年重建人间新秩序的政治变革。

 

然而“尧咨禹拜,千载一时”,谈何容易?格君者陆贽不是王安石,德宗更不是宋神宗。他密诏陆贽不要“太过清慎”,各道、州、府到长安来,给宰相送点礼物,是人之常情。诸如一根马鞭、一双皮靴之类,收了无伤大雅。这是聪明的德宗表现出的第三种糊涂:揣着明白装糊涂。陆贽没想到,皇帝竟然如此“虑事不通,有乖道理”,他严肃地讲述了“利之小者,必害于大”的道理,指出吏治腐败的根源就在于“行之又利,不行有虑”。他希望皇帝要作表率,以使上行下效。最让德宗感到难堪的是,陆贽竟然对密诏本身也提出异议,请求君主以后不要给宠信的臣僚写密诏了,这有损施政的透明和公平。

从州县小官到宰辅大人,陆贽策论中提出的治国理乱、整顿吏治、集权放权,御帅镇边、求才考课,均节赋税、养人资国等等思想涉及政治、军事、经济以及道德人心种种,用徐复观先生的话说,“即使今日读来也能听到其有力的脉搏,后人在政治主观觉悟中,更无法依稀其万一。”但遗憾的是,德宗或爱其谋而不用,或貌虽从而心颇不悦。

有人劝陆贽爱其身,进言不要无隐,做官不要太峻,但他说“吾上不负天子,下不负吾所学,不恤其他。”但他生在一个在他看来媚道大行的时代。执政以来,“所用才什一”,他感到自己“一无所堪”。他想做管仲,曾以齐桓公问管仲害霸之事,向德宗阐述“得贤不能任”、“用而不能终”“与贤人谋事,而与小人议之”将损害霸业。然而正如《新唐书》所说的那样,他以片心除众弊,独手遏群邪,君上不亮其诚,群小共攻其短,欲无放逐,其可得乎!他逃出了窦参和吴氏兄弟的陷阱,又落入了裴延龄的魔掌。后者被认为是谎话连篇、弄虚作假者的祖师爷。

当初,德宗在太子府听闻陆贽美名,欲召之麾下。后来君臣同心,共度艰难。返京后,皇帝曾派中使将其母接到京城奉养。即使有窦参从中捣乱,陆贽一度被罢职,德宗依然派人将其父的灵枢从吴会护送到洛阳安葬。记得守丧归来的陆贽君前谢恩,伏在阶前哭得爬不起来,德宗也感动得站起来去安慰他。但最后,他以宰相之尊上书弹劾奸蠹裴延龄,反被贼咬,险些被以“做太子宾客”的谗言推上断头台。

那个两次与他感怀对泣、亲切地叫他陆九的君王再也不要见他了。君王恼怒他忘恩负义。被放逐十年直至死去,君臣果然再没相见。但后来有一次德宗让人捎去慰问的诏书。

陆贽曾对德宗说,一个君主太聪明,事事由己、英明神断,其实算不上君道,充其量不过是臣道。陆贽苦苦争执的君道是什么呢?徐复观先生曾一针见血的指出,归根及底是治道。因为权原在皇帝这里,世人若要治道,就必须向君主开陈。后来朱熹说的很明确,就是必须有一个陆贽这样的格君者,“汲汲于正心诚意,以立其大根本。”而“所谓大根本者,固无出于人主之心术。”

 

(朱熹) 

而所谓“格君”,便要促成君主摒弃自己才智和好恶,以天下之才智和好恶而治天下。君主处南面之位,操无为之术。舍己以从众,违欲以遵道。如此方能使万民之欲恶得以疏畅而发为善用,使天下之智慧得以总汇而用于治道。这是陆贽之愿,岂非也是人类文明的恢弘愿景?孔子所谓“唯尧则之,荡荡乎无能名焉”,汉儒称文帝“躬修玄默”、宋人赞仁宗“他事皆不会,只会做官家”,其实都在说一件事:什么是君道,如何是治道。

  结语

陆贽的事业在宋朝得到了真切而规模的推行。他也由此成为宋朝士大夫最“心有戚戚也”的一位格君者(假如他们坚持韩愈文富道浅的话)。但一套尽善尽美的国家治理体系本就是一个永无止境的探索过程。宋人有他们自己的难解之题。

苏轼、吕希哲等七人联名上书宋皇,苦心孤诣推崇《陆宣公翰苑集》,称“其论并不如经史百家那样浩瀚而艰深,而是开卷了然,娓娓道来,聚古今之精英,实治乱之龟鉴。”《资治通鉴》引其论达三十九篇之多,长者近千言;南宋理学诸家亦以其论“皆治道之急务”,力陈皇帝;皆可谓用心良苦。

但问题还是那个老问题,即使人人能为尧舜,但六亿神州没有人成为尧舜。掌握最高权力的领袖和我们一样,七情六欲皆备,一旦大权在握,他们又怎可能做到以天下之欲恶为欲恶,以天下心为心?20世纪50年代,雷海宗先生就这个问题发表意见,感叹现实的讽刺。

自认为才智超迈绝伦领导者从来都不会听从陆贽这样的格君者,他相信他比民众更懂得他们要什么,不要什么,如何为幸福,如何为治道。他们更不可能“虚君”而治,反而往往把他们自己的意志强加给民众,更利用强大的现代国家机器为他们的“理想”而奋斗,并要一切人为这“理想”而无私的牺牲,就像法西斯那样。

 

(希特勒《我的奋斗》) 

今天我们相信我们走到了最接近中国人孜孜以求的治道的伟大时代。我们接受了现代国家的主权、人权和民主法制等观念,但中华文明的特质势必让中国的道路与众不同,在绵延中变革前进。这种特质至少显示在儒家政治的君道威权、他律与自觉,汲汲于“内圣之学”的修炼(如菊香书屋中的晚年毛泽东和阳明山上的晚年蒋介石),选贤任能分治天下等传统,也包括士阶层对国家和政权的认同以及信念,以及来自历史自身的政权合法性(不是西方社会由多党竞争而产生的合法性)。

也包括儒道各家共同的假设——假如一个政府的管理者总是手忙脚乱、事无巨细去官事,那往往并不是出于社会本身的需要,而是我们一直在为一些人为的多余的东西而弥补出更多多余的东西。(文/郝帅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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