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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吴越国曾与日本交往频繁

发布日期:2015年07月28日   文章来源:凯风浙江   作者:顾彭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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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越国遗址

  吴越国的海外交往,主要与在朝鲜半岛上先后出现的新罗、高丽、百济诸国,不仅有政治和宗教上的交往,还同他们的民间商人货物贸易。吴越国也同印度、大食(哈利法帝国,据今中亚、北非)等国有过往来。本文则主要依据《中国日本交通史》第八章“宋日交通”和《吴越首府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10月版),谈谈吴越国与日本的交往。

  唐亡宋兴,日本遣唐使废止后,中日两国交往乃暂告停顿,然商舶私自往来者,仍属频繁。同时,僧侣入宋求法者,仍然依循唐朝旧日遗风,源源不断。以巡拜天台山、五台山圣迹而入宋者,亦属不少。自唐亡至宋兴,凡五十余年,中日商舶、僧侣之往来情况,史籍有载。

  宋之前的五代时,中日官方的经济、文化交流处于低潮,但是,吴越国的民间商人与日本间的贸易往来仍十分频繁。〔日〕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中说:“五代时开到日本的中国商船,似乎大多从吴越出发(注:一般均发自明州,即今宁波),横渡东中国海,经过肥前松浦郡的值嘉岛(今五岛),进入博多湾(今属福冈市)。”〔日〕中村新泰郎《日中两千年》也载:“仅从日本的史书中所见,前后算来,商船往来就有十四次,而实际上恐怕次数还要更多。这些往来的船只,全是中国船,日本船一只也没有。而中国船中,几乎又都是吴越的船只。”当时日本商人、僧人来中国也都搭乘中国商船,来往于中日间的著名吴越商人有蒋承勋、季盈张、蒋滚、俞仁秀、张文过、盛德言等。他们都拥有自己的船舶,从吴越运去的货物以香药和锦绮等织物为主,而日本方面用来做交易的似乎以砂金等物为主。吴越输往日本的香药一部分来自闽、广。日本崇尚中国文化,中国名家诗文、经卷、历书等印刷品和佛画、佛像也很受欢迎,大宗输往日本。当时吴越国著名的港口有杭州、明州。那时的船利用季风航行,夏季从杭州出发,乘西南风横越东中国海,经肥前松浦郡的值嘉岛进入博多湾靠岸。台风期过后,约九月间乘东北风返航,回到杭州。

  后唐天成二年,也即吴越宝正二年(927),日本兴福寺僧宽建等11人携带菅原道真、纪长谷雄等所撰之诗集入后唐求教。后唐清泰三年,也即后晋天福元年(936)七月,吴越人蒋承勋等至日本。该年八月,日本左大臣藤原忠平写信给吴越王。后晋天福三年(938),日本延历寺僧日延搭乘中国船到中国,遍游吴越诸地,参拜天台山,于后汉乾佑元年(948)回国,归国时带回一座名叫“宝箧印塔”的小塔,塔高30厘米,用青铜制成,四面雕刻佛像,中间收藏《宝箧印心咒经》。宝箧印塔为吴越王钱弘俶仿照印度阿育王之旧事,制作了八万四千座塔,内藏《宝箧印心咒经》,颁置于吴越各地,日延得到一座带回日本。后来日本纪州那智发掘到一座小塔,今藏于东京帝室博物馆,大概就是当年传入日本的那座宝箧印塔。

  吴越国统治者曾几次试图和日本建立邦交,命蒋承勋等商人以使者身份带去书信等。据日本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载,日本朱雀承平六年(936),时为后晋天福元年,吴越国首次向日本派出使节。这年七月十三日,日本太宰府向朝廷报告了吴越国蒋承勋到来的消息。蒋承勋是带着吴越王钱元瓘的使命来的,送给日本朝廷若干只绵羊。八月二日,由日本左大臣藤原忠平给吴越王钱元瓘写了一封回信。日本朱雀天庆八年(945)六月,时为后晋开运二年,吴越国商人蒋滚、俞仁秀、张文过等百人,至日本肥前松浦郡贸易。日本村上天历元年(947),时为后晋开运四年、后汉天福十二年,吴越王钱弘佐遣蒋滚致书于日本左大臣藤原实赖,藤原实赖亦赠回信给吴越王,并献砂金二百两。日本村上天历七年(953),时为后周广顺三年,吴越王钱弘俶复遣蒋承勋以使者身份到日本,献上书信并赠锦绮等珍品。这年七月,蒋承勋归国,右大臣藤原师辅亦赠回信给吴越王钱弘俶。日本村上天德元年(957)七月二十日与村上天德三年(959)正月十二日,时为后周显德四年与六年,吴越国持礼使盛德言先后两次到日本,献上钱弘俶的书信,由于当时日本政府对外交往态度颇为消极,只停留在高级官员的私人来往上,其往来之船舶,亦都是中国商船,以营利贸易为目的,但关系甚好,吴越国商船到日本,都受到良好的待遇。

  浙江天台山是佛教天台宗的创业圣地,关于这派的经典,在唐时日本已经网罗齐全,保存完好。而在中国,经过唐末战乱,反多残缺。因此到吴越国钱弘俶时,为了补齐,曾通过商人到日本抄录。《皇朝类苑》卷七十八引《杨文公谈苑》的话说:“吴越钱氏,多因海舶通信。天台智者教五百余卷,有录而多阙。贾人言‘日本有之’。钱弘俶买书于其国主,奉黄金五百两,求写其本,尽得之讫。”《佛祖统纪》卷八《兴道》也载:“自唐末丧乱,教籍散毁,故此诸文多在海外。于是吴越王遣使十人,往日本国求取经典。既回,王建寺螺溪,匾曰‘定慧’,赐号净光法师。”以上所述,可见吴越国与日本之间的关系虽不及唐代密切,但政治、经济和宗教上的交往仍是频繁的。

  吴越国频繁的对日本等国的交往,减少了兵革之祸,赢得了社会的安定,提高了国家的政治威信,增加了财政收入,延长了政权存在,并促进了农业、手工业和城市商业的发展。杭州在唐时繁荣不及姑苏、会稽二郡,至吴越国经营数十年后,已成为“东南名郡,咽喉吴越,势雄江海,骈樯二十里,开肆三万室”的政治、经济和对外交往的中心城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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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湖一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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