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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嘉庆道光两朝时期的吏治危机

发布日期:2017年06月19日   文章来源:《人民论坛》   作者:张国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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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治国就是治吏。嘉庆道光时期的吏治危机,已经全面而严重地侵蚀着大清王朝,使大清的统治岌岌可危。

 

嘉庆

  清代嘉庆道光两朝,如果从嘉庆1800年亲政算起,到1850年道光逝世,正好是50年。我认为清嘉庆道光时期这50年,其吏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严重危机,包括官场道德危机和官场人才危机,我把它概括为吏治危机。

  吏治危机,其意义在于此时吏治不但极其腐败,而且极其无能。腐败不仅仅是个别的贪污受贿、徇私枉法,而且还表现在官场道德的整体堕落、全面而严重的官场道德危机;而无能不仅仅表现在官员不干事,不想干事,干不了事,还表现在昏庸、平庸和无知者充斥官场,奴才充斥官场,出现了官场人才危机。

  官场道德危机:集中表现在官场贪污腐化、欺骗蒙蔽、消极怠工等方面

  在清嘉庆、道光时期,像历代封建王朝一样,是以儒家的道德准则作为官员的行为准则,概括起来主要是四个方面,即仁政爱民、忠君爱国、廉洁奉公、公明勤俭。清嘉庆、道光时期的官场道德危机,也就是作为指导和规范封建官员为官从政的道德准则的危机。这集中表现在官场贪污腐化、酷烈虐民、欺骗蒙蔽、消极怠工和漠视民生等方面。

 

道光

  腐败是中国历代专制政体下官场的一个毒瘤,应该说是自古有之,但历史上没有哪一个朝代像清朝后期那样,到了无官不贪、有吏皆污的程度。

  清嘉庆、道光时期官场的唯利是图已成风气,封建官员那种必须遵守的廉洁奉公的道德准则,对大多数官员来说已形同虚设。做官必先问肥缺,“出任之始,先论一利字”。嘉庆初年,洪亮吉说官员上任前都要分析各种官位能够捞多少油水:“各揣乎肥瘠,及相率抵任矣,守令之心思不在民也,必先问一岁之陋规若何,属员之馈遗若何,钱粮之赢余若何,不幸而守令屡易,而部内之属员、辖下之富商大贾,以迄小民,亦大困矣。”

  官员的唯利是图达到了毫不隐讳、明目张胆的地步,有些记载十分生动形象,如京官刘彬士到浙江任巡抚时就公开说:“穷翰林出身,住京二十余年,负欠不少,今番须要还债。”人们都说他如“饿虎出林,急不能待”。

  不择手段、唯利是图最典型的例子要算震动一时的杀官灭口案了

  按照清代规定,凡赈灾,一般要派官员查赈,以防地方官趁办赈之机营私舞弊,中饱私囊。嘉庆十三年(1808)夏,江南淮安山阳县暴雨成灾,朝廷派知县李毓昌前往查赈。李毓昌率家人到受灾各乡村查点户口,查出山阳县县令王伸汉捏报户口浮冒赈灾款近30000两。李毓昌准备揭发到府。王伸汉探知后,重贿求情,但都为李毓昌拒绝。王伸汉又恳请自己的上司淮安知府王毂向李毓昌说情,王毂对李毓昌说:“吾辈皆同官,谁无交谊?古人有言:好官不过多得钱耳。不然,是毁王(县)令之家,而蹙其命也。彼岂能甘心于君者?”

  王毂的求情,其中一句话很有意思,“好官不过多得钱耳”,他还说这是古人说的,真是令古今的官员大开眼界。当然,这同样遭到李毓昌的拒绝。于是,王伸汉贿赂李毓昌的家人,密谋毒杀李毓昌,并焚毁户口清册,又用2000两银子买通知府王毂。这就是震动当时的山阳县令杀官灭口案。

  事后还得知,先后派往山阳查赈的官员共有10人,其中除教谕一人没有收受贿赂和李毓昌被杀外,其余8人都收受了贿赂。从这个典型的案例中可以看到当时官场的贪婪之风,而且这种贪婪带有非常野蛮和残酷的色彩,从政清廉、仁政爱民的道德准则,在这些官员中起不了什么规范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此时大批官员不顾朝廷禁令,以身试法,带头吸食鸦片,甚至贩卖鸦片,从而使这时的官场腐败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清嘉道时期,由于贪官、庸官和昏官充斥官场,从而导致这时另一官场病态的产生和泛滥:书吏的权力膨胀,差役的横行霸道。

  书役是书吏和差役的简称。从整体上说,在徇私舞弊、贪赃枉法、鱼肉百姓等方面,两者有共同之处,但手段各有不同。书吏有文化,有官场办事经验,大多贪婪而狡诈;差役大多没有文化而有办事经验,大多贪婪而残忍。最可怕的是他们往往狼狈为奸,这就使得有清一代特别是晚清时期,成为中国古代历史上最残酷、最黑暗的书役横行的时代。

  在清代,高官中满人居多,中低级官员中汉人居多。满人官员中有的连汉文都不懂,但权大位高,而汉人官员升迁的机会少,怨气大。这样导致清代的官员中大多依赖书役办事,书役的权力逐渐扩大。清代的许多官员本身腐败无能,又任意放纵书役,加之制度上的严重缺陷,致使书役横行无忌,目无法纪,而清政府又无力加以整顿,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吏治腐败和道德危机。

  这时的官场还有一个现象就是酷烈虐民

  本来,仁政爱民是封建官员为官从政的道德准则,但往往并没有切实履行。清朝到了嘉道时期,私创非刑和广设班馆弥漫全国,其残酷性暴露无遗,酷烈虐民、草菅人命,反映出此时严重的司法腐败。

  所谓非刑是指律典未载而私造酷虐刑具及私施酷刑而言,即非法酷刑。非刑从清法律条文上看是严加禁止的。但实际情况不是这样,当时私创滥用非刑的惨酷情况令人触目惊心,毛骨悚然。论地域之广,非刑遍及全国;论行使非刑之官,有刑部官,有督抚、按察使、知府、知州、知县、州判、县丞、巡检、佐杂吏目及各种杂役,其中又以知府及以下一些小官和杂役为甚;论名目之多,仅嘉庆道光朝实录所载的非刑就有五十多种,这是很不完全的统计。论非刑之残酷,更是达到了惨无人道的程度,不知有多少无辜者死于非命。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非刑有人说是自“嘉庆以降,一时之创刑”。这说法虽然不一定准确,非刑不一定都是嘉庆以降的事,但嘉道时逢衰世,皇权失控,官场道德败坏,大部分非刑创自此时并泛滥起来则是可信的。皇帝虽下过不少禁令,禁止非刑,但大多是官样文章,无效果可言。儒家所谆谆教诲官员的仁政爱民的道德准则,已经被大多数官员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与非刑配套的是血泪斑斑的班房。这里所讲的班房是合法或非法设置的监狱或拘留所,有差馆、卡房、土地寺、班馆、带候所、私馆、羁候所等,名目繁多。这时的班房像非刑一样,具有普遍性、残酷性及繁杂性等特点。

  此时的官场还有一大弊端就是欺骗蒙蔽。欺骗蒙蔽在清乾隆晚年已成为官场的一种风气,清嘉庆道光之世,其弊更甚。洪亮吉说:“州县以蒙道府,道府以蒙督抚,督抚以蒙皇上。”层层欺骗,一级骗一级,一直骗到皇上。

  粉饰太平也是欺蒙的一大表现。大多官员不深入了解实情,虚文往来,敷衍塞责,专做官样文章。欺蒙又一表现是官官相护。官员互相庇护,互为羽翼,共同欺蒙皇上,又是此时官场的一种风气。这种官场中的庇护网,实际上是一种利益网和人情网,是官员们的私利把他们紧紧联系在一起,结成攻守同盟,共同对付上司,直到皇帝。而且往往在一些公务活动中带有浓厚的人情色彩,徇私枉法,这不仅使各种冠冕堂皇的规章制度形同虚设,而且也败坏了官场道德,并且使社会呈现出阴阳两面性:阳面的制度条文成了官样文章,而阴面的互相庇护的关系才是万应灵丹。

  在专制政体下,官场还有一种普遍现象就是消极怠工,它是专制政体的产物,也是官员明哲保身的手段。这使得行政效率低下,行政运转失灵,政权处于慢性自杀之中。清嘉道时期官员消极怠工已成一种官场风气。各级官员自上而下,自内而外,遇事或相互推诿,不负责任;或碌碌中庸,模棱取巧;或官官相护,消弭事端。

  嘉庆初年洪亮吉对当时官场这种风气作了一番较为全面的分析。他把官员分成模棱、软弱、钻营、苟且四种类型。道光末年,曾国藩谈到官场的状况时,也有同样的分析。他指出当时官员“大抵以畏葸为慎,以柔靡为恭”,京官有退缩和琐屑两大通病,外官也有敷衍和颟顸两大通病。这些官员只求苟全无过,不求振作有为。

  更有甚者,当时许多官员认为皇帝和一些官僚呼唤道德来拯救官场风气是迂腐之谈。嘉庆一次对贵州巡抚颜检说:“清洁立身,汝之长处,刚方御下,汝未能及,故被人欺侮。今世小人多于君子,一味厚道,断乎不可!”

  清廉之官不但不受人尊敬,反被人愚弄,而嘉庆也告诫他一味厚道不得,如今之世是小人多于君子。道光时,浙江学政主张进行教诲劝导,道光斥他为徒博宽厚,“空言教诲,何益之有!”这是嘉庆、道光的一种矛盾心理,缺乏治国新方略,在道德万能的治国理念局限下,只能依靠道德来治国,但又对道德的救世作用深表怀疑。

  官场人才危机:真才失意,贪才、庸才、奴才得志

  清嘉庆、道光时期,时逢衰世,皇权专制和为专制服务的纲常名教进一步暴露出它的落后性和腐朽性,严重地抑制和扼杀了大批有创造力的人才,在官场得志的大多是一批奴才、庸才甚至贪才。

  在嘉道两朝因礼仪不慎、个性鲜明,不畏权贵、得罪同僚,察吏严格、嫉恶如仇,敢于直言进谏而被罢黜革职、坐牢、流放充军和被杀的官员共有450多人。这些官员,京官从大学士到编修,地方官从督抚到道员知县,武官从将军到参将总兵都有。从史书所载来看,他们大多是有才有德的官员,但是他们的结局都是悲剧性的:有的身败,有的名裂;有的才不竟用,壮志未酬;有的半途而废,含恨而殁。

  清嘉道时期官场人才总的情况是真才失意,贪才、庸才、奴才得志,官场出现人才危机。

  好官难容于世,嘉道官场上必然生出另一些官员:这些人第一个特点是八面玲珑,模棱两可,圆通浮滑,是一些未必有才但无懈可击的“完人”;第二个特点是这些人知道,不要把封建官场道德看得过于认真,不要那样愚忠愚直,那样嫉恶如仇,好歹弥缝弥缝为妙,但又要天衣无缝。如此,任凭宦海浮沉,也可稳坐钓鱼台。曹振镛就是这样的典型角色。

  曹振镛是乾隆四十六年(1781)进士,从这一年直到道光十五年(1835)死去,五十四年的宦海生涯,用八个字可以概括他官场得志的情况,即:生极恩宠,死备哀荣。

  曹振镛在半个多世纪的官场中,担任过工部、刑部、户部、吏部等中央主要部的尚书、翰林院掌院学士、直讲官、上书房总师傅,入直过南书房,三次任学政,五任殿试读卷官,四任乡试正考官,五任会试正考官,充任过实录、文颖、会典、国史等馆正总裁官,衔至三师三少,官至大学士兼军机大臣。皇帝遇有巡事、木兰秋狩,都留他在京办事,备受重用,他是中国封建社会官场上罕见的位极人臣之臣,半个多世纪的“不倒翁”。

  曹振镛历事三朝,遍历要职,官运亨通,福禄寿三者兼得,不但清代无此二人,即中国历史上也十分罕见。那么,他官场“成功”的秘诀是什么呢?秘诀就在:小心谨慎,遇事模棱;多磕头,少说话。

  清嘉庆、道光时期,由于官场缺乏选贤任能、优胜劣汰的制度作保障,贪婪之辈、无能无知之辈、野蛮残忍之辈,还有敷衍塞责、唯唯诺诺之辈充斥官场。对官场来讲,可以说此时是中国历史上最腐败无能、最平庸昏聩、最酷烈残忍,也是最漠视民生的时期之一。

  治国就是治吏。此时吏治危机,已经全面而严重地侵蚀着大清王朝,使大清的统治岌岌可危。清嘉庆、道光时期吏治危机,从根本上讲,是君主专制制度和与之相适应的封建道德文化共同结下的恶果,是权力缺乏有效制约和监督的结果,是官场缺乏选贤任能、优胜劣汰的制度保障的结果,根本原因是制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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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青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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