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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战后发现一本书,早出版可省两亿赔款

发布日期:2017年08月13日   文章来源:《百家讲坛》杂志   作者:雷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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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午战败后,人们正群情激愤、痛心疾首时,广州民间书局羊城富文斋印行了曾任中国驻日参赞黄遵宪的《日本国志》,此书一出版即风行天下。人们惊讶地发现,这部中国近代第一部深入系统地研究日本的著作,居然在八年前就已成书,然而一直未能出版。曾有人痛心指责黄遵宪:如果此书及时出版,国人了解日本,主战派大臣就不会轻易言战,那两亿两白银的战争赔款就可省了。其实,人们真是冤枉了黄遵宪。

  1877年秋,30岁的黄遵宪以参赞身份前往东京。到日本不久,他就深深感到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已绝非中国传统所蔑视的“岛夷”“蕞尔小国”,而国人对此却一无所知。因此,在公务之余,他搜集资料,广泛接触日本社会各界,研究日本政治、社会、历史,特别是明治维新以来的变化。不久,他对官场失望,认为完成《日本国志》更为重要、更有意义,于是告假回乡,潜心写作,终于在1887年夏季完成书稿。

  在《日本国志》中,他详细记述了明治维新的过程,反复强调维新的重要举措是宣传民权学说,要求召开国会,认为“庶人议政,倡国会为共和”是日本转向强盛的关键之处。日本的经验使他相信“万国强由变法通”,明确希望中国也学习日本实行变法。

  写完此书,黄遵宪便想出版。他首先想到了主管涉外事务的总理衙门,由官方出版影响最大,最有可能影响国家政策。但他的级别低且已回乡家居,无资格向总理衙门呈递公文,黄遵宪便于1888年秋将此稿呈送主管外事且对他有好评的重臣李鸿章,希望李鸿章向总理衙门推荐出版。总理衙门当时有将出使大臣的日记、见闻刊刻出版的惯例,何况,1879年初,黄遵宪任驻日参赞时曾将自己的《日本杂事诗》交总理衙门,几个月后就刊印了。

 

  黄遵宪

  李鸿章将书稿连同黄遵宪禀文转至总理衙门,并做了推荐,但总理衙门并未理会。半年后,未闻音讯的黄遵宪心有不甘,又将此书稿呈洋务后起重臣、两广总督张之洞。张之洞将此稿转总理衙门时也作了高度评价,然而,此书仍未获得总理衙门刊印。

  又等了半年有余,仍未得到任何消息。黄遵宪终于对官方刊印不再抱希望,于是转而寻求民间出版。此时,他被任命为驻英使馆二等参赞,出国前他将书稿交广州羊城富文斋书局,由自己出资出版。但羊城富文斋书局也不甚重视,加上黄遵宪又不在国内,因此一直未将书稿付印。1894年底,甲午战争已爆发数月,中国军队接连大败,水陆军皆已溃不成军,最终败局已定,黄遵宪卸任回国,此书才安排出版。近一年后,《日本国志》终于艰难问世,然而仍无人问津。这是为何呢?

  经过第一次鸦片战争,身处与“夷人”作战前线,林则徐要尽可能多地了解“夷情”,并聘有专门的翻译为他译介有关情况,编译成《四洲志》。

  1842年至1843年间,林则徐的好友魏源受他嘱托,在《四洲志》的基础上编成《海国图志》,对“夷情”作了更详细的介绍。魏源在此书中仍坚持传统观点,承认中国在地理上虽不居“正中”,但在文明教化、典章制度上仍是世界的中心。但他认识到“狄夷”在形而下的“器物”层面尚有所长,中国可以师法,所以对其先进的制造轮船火炮之术、练兵养兵之法,更有专门介绍,并明确提出要“师夷长技以制夷”。

  然而像林则徐、魏源这样仅为了解敌情而编的《四洲志》《海国图志》便被视为大逆不道,认为“知夷”“悉夷”本身就是罪过,“堂堂天朝”岂能去了解那些“蛮夷之邦”?结果,《海国图志》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受到朝野上下的强烈批判。

 

  而李鸿章、张之洞都推荐了《日本国志》,总理衙门却不予理会,更是事出有因。早在此事十余年前,清王朝第一个驻外使臣郭嵩焘于1877年初赴英国就任,应总理衙门的要求,将自己在西方国家所记的两万多字的日记稍加整理润色,定名为《使西纪程》,抄寄一份给总理衙门,由总理衙门刊印出版。由于书中赞扬了西方现代物质文明与制度文明,此书刊行后立即引来朝野顽固守旧者的口诛笔伐,一时间群情汹汹,有人以郭嵩焘“有二心于英国,欲中国臣事之”为由提出弹劾。

  而总理衙门能在1879年刊印《日本杂事诗》,也从另一方面说明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下总理衙门印书的“价值取向”。黄遵宪的《日本杂事诗》是他初到日本之作,当时他一方面仍有中华“天朝上国”的文化优越感,一方面对明治维新了解不多、对日本的新变化还有些看不惯。而《日本国志》与《日本杂事诗》有相悖之处,所以未能刊印。

  这正说明,《日本杂事诗》符合朝廷的“政治正确”,而《日本国志》与朝廷的“政治正确”不符,甚至相反,有《使西纪程》深刻教训的总理衙门自不敢出版。甲午战败,《日本国志》面世,黄遵宪的意义才被“发现”,日本成为中国“维新”的榜样。

  然而,统治集团内有“先见”者总是作为异端受到排挤、迫害,《海国图志》《使西纪程》与《日本国志》莫不如此。晚清的历史表明,清王朝从不主动变革,有识之士“事前”提出的变革主张不仅不被采纳反被打压;只有在经过巨大打击、深创巨痛之后,清政府才会被动、勉强变革。说到底,黄遵宪与《日本国志》的遭遇,其实隐喻了清王朝在甲午战争中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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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青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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