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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秀波:我一直有困惑,所以做戏

发布日期:2017年08月09日   文章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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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秀波在最容易做演员的时代做了制片人,做了《大军师司马懿之军师联盟》,他在为自己争取表演和表达的自由。

  七年一戏

  不久前,吴秀波的一个好朋友突然约他见面,“一个非常厉害的制作人,50多岁”。两人约在昆仑饭店,大哥花了两个半小时,把自己从17岁到眼前的所有经历按着年份讲了一遍。他还讲到了自己几年前去世的太太,讲到“本来已经过去好几年,走出来了,前几天听到一首歌,又回到了那个状态”。

  两个相识很久的中年男人第一次彼此袒露心扉,其间各哭了两场。临走前,两人第一次彼此拥抱,大哥语重心长地说:“咱们都老了,不知道能活多久,不能让接下来的时间像从前一样不知所踪。”这番长谈,让吴秀波有种恍惚感,沉重又不知所措。

  “一个比你年长的男人,约你吃饭,就为和你讲讲话。有时候我很庆幸自己现在做的事,我至少可以通过戏和角色,说出那些我说不出口的话。”

  有困惑,有未解的人生命题,所以做戏,所以有了当下热播的《大军师司马懿之军师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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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司马懿来拍“三国”的想法始于7年前。“对于中国的男孩子来说,三国故事就跟乒乓球一样,你学不学都能打两下,你看没看《三国演义》和《三国志》,都能唠叨两句。”吴秀波说,他每隔几年就会重读三国,每次读完都有新发现。“天下之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我们从董卓之乱开始,讲了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为什么不讲?我对最终平定天下的司马家特别感兴趣,一个人能隐藏自己的心思,这不难,但如果历史也把他隐藏起来了,我就分外好奇。”

  有了从司马懿视角拍三国的想法,吴秀波却突然忙起来了。2010年前后,《黎明之前》《追捕》等电视剧让他被观众所熟悉。2013年,《北京遇上西雅图》上映,他花胡子配西装的雅痞大叔形象深入人心,一时间成了城中潮男的典范。

  找他拍戏的人越来越多,不靠谱的也很多。经纪公司喜天影视的老板周宴西就给他扔来了一个不靠谱的剧本。“《马向阳下乡记》,一个农村戏,这我哪演得了?当时我可是个潮大叔。”吴秀波象征性地翻了翻剧本,“没法看,前三集就睡着了好几次。”

  当时,找周宴西帮忙递剧本的就是《军师联盟》的导演张永新。“这事儿我后来才知道,秀波没看上这剧本,过来和我吃顿饭是给宴西面子,打算委婉拒绝我。”

  饭局上,张永新不甘心,当着吴秀波的面把剧本从头到尾讲了一遍。“又是两个半小时,我鼻子酸了好几次。”两个半小时之后,吴秀波被张永新打动了。

  几乎连剧本都没有,吴秀波就进了《马向阳下乡记》的剧组。他还记得,那年夏天特别热,剧组在山里,合作的演员都不是明星,简单、干净,拍戏的那段日子,他的心难得地踏实。闲来无事,他也会和导演聊聊戏剧,聊聊历史和三国。在那几个月里,吴秀波和张永新建立了一种革命友谊式的信任和默契。

  《马向阳下乡记》快杀青时,有场戏在水库边拍摄。快收工了,张永新转身往外走,吴秀波突然把他叫住。“你了解司马懿吗?”张永新愣了一下。“鹰视狼顾的那个司马懿吗?知道点,挺感兴趣的。”

  话头就此打住,《马向阳下乡记》收工了,杀青了,导演和演员都各忙各的。有天,张永新突然接到吴秀波的电话:“司马懿那个项目启动了,有没有兴趣去做?”张永新当然立刻答应,只是他当时也没想到,这部戏会前前后后花了4年时间。

  新视角看三国

  虽然一口答应了下来,但吴秀波的那通电话让张永新很忐忑。“那之前,我没拍过古装剧,但也懂行,三国魏蜀吴的故事,按他说的模式,拍多少场景,什么样的规模,大致一算就知道,得是几个亿的投资。很兴奋,但也诚惶诚恐。”

  吴秀波和张永新看了大多数他们能找到的关于司马懿的文献和资料,绞尽脑汁为这个人物寻找能与观众产生共鸣的立足点。“《三国演义》里,司马懿不是主角,数出去六七号人物,也数不到他,资料少。”吴秀波分析。

  张永新考虑得更务实。“在中国老百姓眼里,司马懿是个奸白脸,深谙厚黑学。影视剧里对他都是有意无意地贬低。把这么一个丑角端到影视剧的中心,把他当男一号,该怎么做,这是第一关要解决的问题。作为导演,如果你没有这个预估和判断的话,那就是不负责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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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材料看了一圈,再加上历史专家的解析,张永新和吴秀波渐渐有了底气。“民间主流认知中的司马懿其实是有偏差的。”张永新说,“功过两奇伟,这是更公正地对司马懿的评价。”

  接下来就都是技术活了。吴秀波说,在筹备《军师联盟》阶段,至少有30个人和他说过,这个戏不好做,不能做,三国故事在今天玩不转了。“老《三国演义》是一座大山摆在那儿,《新三国》的收视和口碑也争议很大,我们怎么做?最保险的就是人家怎么拍你怎么拍,至少不会犯错。但这么做,我和秀波都不甘心。”

  考虑再三,他们决定做小不做大。三国纷争,群雄并起,争权力,争天下,归根到底,争的都是人心。《军师联盟》要避重就轻,以世道来讲人心。“《三国演义》里有太多吸引人的情节,我们改编时往往关注情节,但没有解决人物的内心矛盾。戏剧写的无非是两个字——人性。用什么样的历史和故事讲人性,讲人物的内心矛盾,这是我们最应该考虑的问题。”吴秀波说。

  这样的设定奠定了《军师联盟》在情节、影像、表演等方方面面的基调。一部投资4亿元的剧,大场面用得很克制,镜头大多是中景、近景和特写,着重刻画细节。每个主要演员都有些小动作,这些小动作又是性格和心理的外化。三国故事的典故很多,除了不能不拍的被吴秀波称为“老百姓的文化历史”的典故,能略过的尽量不表,以免剧情再沦为老套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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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军师司马懿之军师联盟》剧照

  吴秀波不算是个精明的商人,但他也知道,做一部电视剧,孤芳自赏没有任何意义,打通与观众的沟通渠道,这才是最重要的。

  他最先讨好的是作为电视剧收视主力军的女性观众。“剧本第一稿基本符合史实,但毫无趣味。第二稿完成了男性对于三国的认知。我把剧本拿给家人看,看完说,这什么玩意?好,又换了个女编剧写,把家庭生活写了进去。家里人终于觉得,这戏能看了。”

  “女性才不管谁得了天下,只会问这家归谁管,存折在谁那里。”吴秀波对于女性观众的分析大概要惹一些女权主义者不痛快,但这个方法确实奏效了,《军师联盟》女性观众的比例要远高于很多历史题材电视剧。

  第二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让一个1700多年前的人物与当下观众的内心产生共鸣。“一个战乱纷争的故事,一段遥远的历史,这和一个孤零零坐在电视机前的观众有什么关系?”吴秀波总在思考这个问题。他喜欢这个故事,因为司马懿的困惑,杨修的困惑,甚至是曹操的困惑,也都是他自己的困惑。“做戏是因为有困惑,看戏又何尝不是呢?只有把历史变成一个人的疑惑,这才是所有人的疑惑。司马懿从生到死面对的是什么?生存。先是要活下来,接着是对家庭尽责,然后变成情感的压抑,对生命意义的追寻,也因此产生了欲望,以及与欲望抗衡的压力。这是每个人的生命历程。”

  剧中以个人生命历程来与观众共情的例子比比皆是。杨修的死,荀彧的死,曹操的死……每个生命的终结都是唏嘘一场。《军师联盟》似乎有个影像上的固定套路,无论以再宏大的场面开场,最后的落脚点一定是个人,是细节。拍摄一场战争,特写的细节是白胡子老人被杀,士兵举着滴血的刀追一个孩子。“老人、小兵,战场上最不合时宜的人,他们是战争最好的注脚。”张永新说。

  除了剧情和影像,《军师联盟》也试图在服装、道具和造型上现代起来。“既古典又现代。”这是张永新和吴秀波对这部剧的要求。古典是在大方向上符合史实,服装的设计、建筑的风格整体上都是汉代的,但在细节之处要让现代人看着似曾相识。

  “造型上参考了西装的样式,你会发现,我们很少用大红大紫的颜色,很少用纯色,都是复合色,这符合现代人的审美,看起来很时尚。建筑风格也参考了北欧的木质极简风,室内的设施也尽量简单化,这会让现在的年轻人觉得舒服。”张永新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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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军师司马懿之军师联盟》剧照

  电视剧播出时,吴秀波和张永新都会追着看几眼,他们看的不是早已烂熟于心的剧,而是网友的弹幕。“我对现在的‘80后’‘90后’抱着尊重的态度,他们的视野和品位比我们这代人刁钻。毕竟,他们看过美剧、英剧,看过太多好东西,要骗他们不容易。”采访前两天,张永新刚从弹幕上看到网友对于剧中穿帮镜头的吐槽。“看得我脸上火辣辣的。”张永新说。

  新手制片人

  做演员,吴秀波驾轻就熟,做制片人,运作一个价值4亿元的大项目,他是第一次。采访那天,吴秀波不间断地喝了两杯浓缩咖啡,一大杯啤酒。他吃素4年,很难在吃喝上兴奋起来,咖啡能让他下午萎靡的神经稍微活跃起来。“喝酒是拍戏期间才喜欢上的。”作为制片人,他常常要和不同的人喝酒,谈生意、安抚工作人员情绪、和演员聊角色,酒都是重要的社交工具。

  一进组,他的日子就更不好过了,要兼任制片、剧本监制和男一号,在几个角色里跳进跳出。“迄今为止,我从未像拍戏的那333天一样,从未经历过那样的体力、精力,以及态度修行上的透支。”

  在片场,几乎每个麻烦最终都会落在吴秀波头上。演员听说剧组里出了什么事,那都是八卦。但做制片人,剧组里出了事,每一件都是事故,都生死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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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军师司马懿之军师联盟》拍摄现场

  采访时,他举起手当电话,现场还原那段让人崩溃的日子。“秀波,再不来人就罢工了,那5000万元还没到。秀波,那边防火的已经来了,要怎么着?秀波,那12个发电机不给咱使了,棚也租不下来。秀波,演员从马上摔下来,骨折了。哥,我这戏可不能这样写,你得给我改改。秀波快来,这戏还没拍呢,演员谈不拢了 忙活完这一团事,我还得搞艺术啊,往镜头前一站,边上人说,秀波,你不能再吃了,都胖了。”

  第二次和吴秀波合作,张永新也觉得自己的地位有所提升。“拍《马向阳下乡记》时,秀波老师是腕儿,现在他角色变了。可以随便招呼他垫场,找他当救火队员,哪里需要就让他补哪里,谁让他得为大家负责呢。”

  糟心事多了,吴秀波悟出个道理,剧组的事,演员的事,都是过去或者将来的事,他能尽力解决,但都无法掌控,唯一能掌控的只有一点,那就是自己的情绪。“所以,这333天,我遵循的唯一一个原则就是——不生气。我真的做到了。”吴秀波说。

  在国内,有些制片人是找钱的,有些善于卖钱,也有一少部分关心艺术。吴秀波想作为整个项目服务的制片人,这和当下很多互联网公司的CEO思路一致。“我要为所有工作在其中的人创造一个场,在这个场域里所有人都能修行,能发挥最大的光芒。”

  吴秀波说,《军师联盟》里找的大多是“饿不死”的演员。所谓“饿不死”就是戏好,人好,可能不红,但只要演员这行存在,这样的人永远有口饭吃。“如果我不是运气好一些,也会是个‘饿不死’的演员。一有职业能力,二有职业道德,可能不是明星,但30年后照样能演戏。这个行业把我们饿死?你试试看。”

  对于自己创造的这个“场”,吴秀波很满意。他毫不谦虚地说,于和伟塑造的曹操就是超越了他曾经的刘备,因为这个拍戏环境能让每个演员毫无顾虑地钻研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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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和伟(右)在剧中饰演曹操

  创造这个“场”的代价不小。整个剧组在横店耗了333天,导演张永新只休息过一天——五一劳动节。整部戏是按剧本顺序顺拍的,这样一来,演员的情绪容易带入。代价是,和按场景拍摄相比,耗时要增加两到三倍,成本自然大幅度提升。

  演员吴秀波是那种要充分理解角色动机和心理,才能把戏演顺的演员。制片人吴秀波很理解演员的这份拧巴,在拍摄现场,他花了大量时间把演员说通说顺。杨修的扮演者翟天临想不通自己演的这个早夭的角色,觉得他是个坏人,吴秀波就和他断断续续聊了3天。“好人和坏人是谁定的?杨修的一生该如何定义?我们聊对每个角色的尊重。他那最后一场戏原本在剧本里没有,是我、天临和永新在现场聊出来的。”

  最容易做演员的时代

  在演艺圈里,吴秀波是少有的经历过生活磨砺的人。他有能胜任制片人的圆滑一面。比如,把剧名落在《军师联盟》,而不是《司马懿》上。他半开玩笑地解释:“对演员、对投资都好交代。我说,李晨来给我演个戏吧。他说,好啊,什么戏?我说,司马懿。他问,我演谁?这接下来我就没法接了。但叫《军师联盟》就没问题了,曹丕是所有军师的头啊。”

  随着年龄的增长,吴秀波越世故老辣,就越向往简单纯粹,他觉得,后者是一个演员安身立命的根本。“放下所有的立场,所有的知识和情感捍卫,进入某一个角色,那是一种快感,但也是一种危险的游戏。”吴秀波这番话,我不太理解,这与我对老戏骨、老表演艺术家的认知有悖。我宁愿把他的说法理解为将近天命之年的困惑和危机感。随着年龄增长,人会感受到精神与肉体的沉重,因而更向往轻盈的活法。但轻盈很难,所有轻盈都建立在对安全感,甚至是责任感的轻视之上,这对50岁的人来说是种危险的活法,对吴秀波也不例外。

  因为实践起来困难重重,吴秀波就更看重具有这样特质的人。张永新身上有,他合作过两次的女导演薛晓路身上更有。尽管在吴秀波看来,《北京遇上西雅图之不二情书》还有一些技术问题,但他依然愿意演,愿意听置他的意见于不顾的薛晓路的差遣,为的就是保护她创作上的那份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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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技术上并不成熟的东西,我说了她也不改,但如果她有新戏找我,我还是愿意和她合作。因为她在创作的心境上还是幼稚的,而你都不幼稚了,我多想和她一样简单纯粹啊。”吴秀波说。

  在吴秀波看来,当下这个时代是最容易做演员的时代,只要你没有表演和艺术上的追求,那现在就是演员最好赚钱、最好出名的时机。

  但这钱赚得没那么痛快,因为与表演无关。所以,他想做制片人,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让自己演得痛快。“人有两种需求,一种关乎精神,一种关乎无知,我做过很多尝试,却从来没在戏剧以外找到一种能满足我这两种需求的活法。我但凡能再找到一个,都不会做这件事。”

  采访快结束时,有人问吴秀波,以后是不是都要这样做戏了,自己做制片人,自己演。吴秀波想了想,回答说:“如果我做演员的命运依然叵测,我只能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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