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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石鼓书院历史 破译湖湘文化千古密码

发布日期:2017年10月10日   文章来源:什九湖湘   作者: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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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惟读书则可变化气质——曾国藩

 

  国家4A级旅游景区衡阳石鼓书院。(孙慧伶/摄)

  衡阳软实力的象征

  石鼓山,衡之附庸也。奇崛耸拔,中高而外秀,蒸湘二水左右环之,既合,荡荡浩浩,同归于洞庭。书院当二流之交,回澜渟渊,远障森列,楼阁如在虚空中,盖湖湘第一胜地也。(元黄清老《石鼓学田记》)

  建于衡阳石鼓山上的石鼓书院,历史悠久,源远流长。诸多史料显示,创建于唐元和年间(806-820)的石鼓书院,为我国古代最早的一所由私人办学的书院,也是清代以前我国南方的一个文化学术中心。在北宋全国四大书院中,石鼓书院实际上又是首屈一指的。从历史渊源看,它比创建于五代南唐升元年间(937-942)的白鹿洞书院早120多年;比创建于宋太祖开宝九年(976)的岳麓书院早160多年(一说始于唐末五代约958年的僧人办学);比创建于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的睢阳书院早200年。但白鹿洞、岳麓在唐代都没有冠上书院名称,后来所称书院都是在睢阳获得宋真宗赐额之后。

  “石鼓名山始自唐,天开此处读书堂。”(元陈淞年《石鼓书院》)石鼓书院历唐、宋、元、明、清各代,至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改设衡阳高等小学堂,延续1200年。期间,它始终以藏书之丰、学风之盛、设备之全、经费之足、管理之严、成就之大,在中国教育史和书院发展史上享有极高的地位,素有“衡湘洙泗”“道南正脉”的美誉。著名书院学者、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邓洪波称:

  石鼓书院是中国书院的缩影,是湖湘文化的典型代表,只要阅读石鼓书院的千年历史,就可以追寻中国书院的千年发展轨迹及其内在规律,就可以破译湖湘文化的千古密码。(《湖湘文库·石鼓书院志·前言》,岳麓书社,2009年12月版)

  “考诸郡志,书院之建,创之者李宽,后踵而述之者李士真也。夫二子者,谓一乡之善士,非耶?”(明周诏《石鼓书院志·序》)

  唐代元和初(806-810),巩昌(今甘肃陇西)处士李宽(一作李宽中),因为读了韩愈永贞元年(805)《题合江亭寄刺史邹君》一诗,慕名来到三千里外的衡州,“爱石鼓山拔起蒸湘二水之间,明爽秀丽,结屋山阳,以为读书之所”(明万历《石鼓志》)。诗人吕温元和五年(810)自道州徙衡州,翌年卒于刺史任所,期间有诗《同恭夏日题寻真观李宽中秀才书院》。诗题所指就是最初的石鼓书院,后“岁久圮废”(明万历《石鼓志》)。

  宋太宗至道三年(997),“郡人李士真爰宽故事,请于郡守,即故址创书院,居衡之学者。自时厥后,书院乃为公所”(清光绪《石鼓志》)。景祐二年(1035),集贤校理刘沆出知衡州,请于朝赐,仁宗赵祯钦赐“石鼓书院”匾额及5顷学田,使石鼓书院声名大振,遂与岳麓、睢阳、白鹿洞书院并称为“天下四大书院”。庆历二年(1042)三月,朝廷诏令天下州县立学,石鼓书院改为州学,地位得到进一步提升。

  这里有一个问题值得注意。关于石鼓书院赐额,元初史学家马端临所著《文献通考》,说是在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977),与朱熹《石鼓书院记》所载“至国初,尝赐敕额”相合。而明嘉靖、万历《石鼓志》又说是在景祐二年,历代《衡州府志》也如是说。清代乾隆《清泉县志》载:

  或者太宗、仁宗两朝颁额,亦未可知。

  同治《衡阳县志》卷七载:

  李士真者,盖宽族人也。当宋至道中(995-997),会儒士讲学石鼓,开建学舍,朝廷嘉其意,赐额称书院。

  邓洪波、刘文莉辑校光绪《石鼓志》时,建议“当以《文献通考》为正”,此言不无道理。

  清代著名学者梁章钜《退庵随笔》卷六称:

  掌书院讲习者谓之山长,山长亦称院长,亦称山主。

  五代时,蒋维东隐居衡岳讲学,受业者称蒋为山长(宋陶岳《荆湘近事》)。至宋相沿为习,书院益多。元代书院亦置山长,讲学之外,总领院务。清乾隆时改为院长,清末仍名山长。对其人选,明代多以品望为主,没有地域限制。清代虽强调品行、学问,然而多主张选择本地人士。自南宋以来,石鼓书院历代延聘了数十位山长,由于屡遭战乱,兵火连绵,现在能够查找到名姓的有40余位。

  衡阳是蓝墨水的上游,湖湘文化的重要发祥地,是“唐昌黎韩公、宋南轩张公辈讲道论艺过化存神之所”(清崔鸣鷟《重修石鼓书院碑记》),是濂溪周子“阐扬圣道开发端绪”(清习寯《衡阳县学爱莲亭记》)之所,是历代理学大师朱熹、湛若水、邹守益、王敬所等人的云集嘉会之所。“最为一郡佳处”(南宋朱熹《石鼓书院记》)的石鼓书院,占尽天时、地利、人和,才能成为衡阳软实力的象征,成为中国古代人文历史一道独特的风景。

 

  宋太宗至道三年(997),邑人李士真再建石鼓书院,列屋数间,延揽衡州学者究学论道。

  南宋时期凤凰涅槃

  北宋后期,大办官学,扼制私学,书院发展遭遇第一次重创,许多书院或弃或废,石鼓书院也在劫难逃,“遂废而不复修矣”(朱熹《石鼓书院记》)。宋室南渡,偏安一隅,无暇他顾,理学名儒洞悉官学弊端,大力复兴书院,石鼓书院因此凤凰涅槃。

  淳煕十二年(1185),部使者潘畤就原址建屋数间,重新悬挂“石鼓书院”旧额,“将以俟四方之士有志于学,而不屑于课试之业者居之”。但书院重建尚未完成,潘畴便离任而去。湖南提刑宋若水在其基础上扩建书院规模,奉先圣先师之像,集国子监及本道诸州印书藏其中,嗣后请大儒朱熹为书院作记。朱熹慨然允诺,写下名垂千秋的《石鼓书院记》。在这篇带有纲领性的历史文献中,朱熹对书院办学的指导思想、教学内容、教育重点、教学方法作了具体阐述。尤其倡导将义理之学、修身之道作为书院的办学宗旨,劝诫诸生勿为科举功名所乱,有志“为己之学”,以达到“明道义正人心”的教育目的,不仅为当时全国各书院所效法,而且对元、明、清历代办学都有深刻的影响。

  翻阅石鼓各志,北宋山长惟见陈胄,南宋山长留名者,有戴溪、程洵、林畊、李访。

  陈胄,字圣予,先祖淮南人,后迁居衡州,“困于党籍,未尝仕”。神宗熙宁中(1068-1077),郡守王中和聘为石鼓书院山长。他曾与湖南安抚使刘珙(谥忠肃)的两个儿子同游南岳,马上唱酬,集为三卷。理学名家周必大称其“以长篇继之,词翰俱美,士大夫所当宝藏,况其曾、玄乎”(《跋三游诗》)。

  戴溪,字肖望,或作少望,号岷隐,学者称岷隐先生,永嘉(今浙江温州)人。孝宗淳熙五年(1178),省试第一,后成进士,监潭州南岳庙。十二年(1185),石鼓书院得以恢复重建,戴溪出任山长,与诸生讲《论语》,有《石鼓论语答问》三卷,“朱子尝一见之,以为近道”,后采入清代《四库全书》。纪晓岚在提要中说:“其书诠释义理,持论醇正,而考据间有疏舛”,然而,“溪能研究经意,阐发微言于学者,不为无补,正不必以名物典故相绳矣”。淳熙十五年,吏部侍郎叶适上书右相周必大,推荐名贤34人,戴溪名列其中,累官至权工部尚书,以龙图阁学士致仕。

  程洵,字允夫,婺源(今属江西省)人。他是朱熹门人,潜心理学,是程朱学派的重要学者,曾题斋名“道问学”,朱子改为“尊德性斋”。淳熙十一年(1184),出任衡阳县主簿,十四年暂代石鼓书院山长,以宣扬朱子、张子之学为要务,一时“士友云集,登其门者,如出晦庵之门”(清康熙《衡州府志》)。在衡期间,留有题咏衡州诗若干首,并编纂首部《石鼓书院志》,后散失。

  林畊,字耕叟,三山侯官(今福州)人。淳祐七年(1247),以州学教授兼山长。“三年之间,补葺经创,石鼓书院轮奂鼎新,书版旧帙缺者复全”。期间,承继父志,刊大字本《尚书全解》四十卷,“庶有补于后学”(清光绪《石鼓志》)。

  南宋开庆元年(1259),石鼓书院毁于兵燹,“独朱子记岿然特存”。景定元年(1260),荆湖南路刑狱使俞琰前来视察石鼓书院,抚穹石而叹曰:

  斯文之未丧,宁非天哉!扫地更新,岂不在我?

  他让幕属赵崇垟与山长李访,“度旧址,受成模,斥钱粟以召工役”。几个月之后,“燕居之祠,会讲之堂,肄习之斋,廪厨门榭,靡不饬然”。他还“取明德新民文章,为诸生丕扬其义,绝响再闻,士风作振”(清光绪《石鼓志》)。

  朱熹高弟、快婿黄幹提举湖南学政时,曾向朝廷请示,以公帑购买茶陵哀鹄乡(时属衡州府管辖)被官府籍没的350亩土地,作为石鼓书院的学田(相当于现在的教育发展基金)。进入元代,石鼓学田仍为朝廷所认可。但到了世祖至元十九年(1282),茶陵升州后,风云突变,灵岩寺豪僧公然将学田强占,经广信邓大任、番阳王复、庐陵康庄、新安程敬直等历任山长,长达62年的争讼,才得归还。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朝代之一,统治者基本上不学无术,仇视汉族文化,书院基本上处于政府监控之下。例外的是,石鼓书院与全国其他书院遭际不一样,是少有的受统治者重视的书院。湖南道宣慰司副使李处巽曾写有《石鼓书院示诸生》,可为一证。诗末云:

  方今海上四书院,鹿洞嵩睢并岳麓。

  若论地秀多贤才,石鼓山明江水绿。

  历任石鼓书院山长除了前述邓、王、康、程四人,尚有李宥孙、金文海、朱仁仲、张珪等。但就跟元代本身一样,这些名士也只是客串了一把山长,未能有多大作为,因此,正史、野史中都很难查找到他们的详细资料。

 

  北宋景祐二年(1035),仁宗赵祯钦赐“石鼓书院”匾额,使之与岳麓、睢阳、白鹿洞书院,并称“天下四大书院”。

  明代嘉靖年间诸儒过化

  明太祖朱元璋驱逐鞑虏,重整汉家河山,民间欢欣鼓舞,以为从此天下太平。孰不知,朱皇帝是个大独裁者,玩弄“文字狱”的歹毒和伎俩,远甚于元代蒙古及后来的爱新觉罗氏。文人士子只能按其划定的圈圈说话行事,稍越雷池丁点,即祭起《大明律》——杖毙!明初官学尚且如履薄冰,书院自然难以安生,这是书院遭遇的第二次大劫。直到100多年后,宪宗成化年间(1465-1487),上意才有所松动,书院开始慢慢复兴。

  尽管朱皇帝对读书人极不放心,睡觉时都睁着一只眼,但明代的衡阳地方官员对于石鼓书院,却有着一种特殊的情结。元末兵燹后,自明成祖永乐十一年(1413)起,经过衡州知府史中、翁世资、何珣及湖广宪副沈庆等人70多年的努力,书院终于规制大备,沉寂多年的石鼓书院低调地运行在南国“著名穹壤”(明廖汝恒《蔡白石先生讲院记》语)。到了世宗嘉靖年间(1522-1566),明代书院终于迎来了兴盛时期。

  明代见诸石鼓各志、身份确凿无疑的山长叫叶钊。

  叶钊,字时勉,号丰川,豫章丰城(今江西丰城市)人,弘治十五年壬戌科(1502)进士,“以陈言得罪归,游衡湘,讲学石鼓”(清饶佺《重修石鼓书院记》)。自正德四年(1509)至六年,叶钊“为之讲圣贤身心之学、道德性命之旨,剖析疑义,阐发幽微,听者亹亹”。他著有《人铭根本》《子思孟子之论》,讲授的课程有《西铭说》《格物致知说》《遗书辨》《服制辨疑》《太极图说》《学则》《黄钟说》《五经义》,“探赜钩深,廓前贤未发之奥”(明徐南金《叶丰川从祀石鼓书院碑文》)。大太监刘瑾伏诛后,吏部推荐叶钊为北礼部仪制司员外郎,诏命到达衡州时,“先生卒已七日矣,闻者为之悼痛”。嘉靖二十四年(1545),门人祝詠、王珣、欧阳迁等不忘师恩,率石鼓诸生呈请提学副使孙继鲁、知府何彦,允准将其从祀于朱熹、张栻、黄幹之侧。

  据石鼓各志载,嘉靖年间,著名理学家湛若水数至书院讲论体认之学,并“与督学应公会讲”。邹守益亦“至书院,和昌黎韵,会诸生讲论旬日,学有本源,闻者诚服”,被诸生尊为“山斗”。

  甘公亮“与东廓游至书院,和昌黎韵,同讲旬日”。

  蒋信“游南岳,至书院会讲,著有讲议,士论与之”。

  赵贞吉“过衡,会白石蔡公、万渠潘公,讲学石鼓,诸生多所启发”。

  茅坤“按节南粤,道由衡阳,以家属寄郡守蔡子木,因同赵大洲、王敬所讲学石鼓书院”。

  王敬所“由比部迁广西提学,过衡,登石鼓,访朱晦庵、张南轩讲学故址,夙志欲卜居于此”,“与诸生王大韶、廖汝恒、欧希稷、杨三聘辈讲明朱张之学,大有禆益”。

  周怡“过衡,访二守袁南江,游石鼓唱和,与诸生曾乔、朱炳如、王大韶辈,议论辨难,终日不辍”。李谓“与建昌罗近溪同讲学石鼓。久之,复自衡游九嶷,访濂溪故里,诸生多从游者”。此种游学讲论盛况,真可谓“山阴道上,络绎不绝”。

  这些在石鼓书院留下闪光足迹的理学名家,与一位名叫蔡汝楠的衡州知府有很大的关系。

  蔡汝楠(1516-1565),字子木,号白石,湖州德清(今浙江德清县)人。8岁随父在湛若水门下听讲,居然心有所悟。18岁成进士,33岁(嘉靖二十八年,公元1549年)出任衡州知府,“长育人才,纲纪世道,倡绝学以正人心,崇教化而厚风俗”。他既为一府之尊,也为一院之长。“政暇,课诸生于石鼓书院。颜东西两斋‘主静’‘定性’,条为规约,要以学文敦行,辨志慎习,笃伦常,识仁体,命诸士日以此相考质。”“诸士列侍环听,少间钟罄铿如,声洋洋衡湘石鼓之上,宛然一邹鲁、洙泗之风也”。著有《衡湘问辨》《石鼓问答二十六篇》《说经札记》《义训九篇》《太极问答》等,书中皆称“衡湘”。四年后,蔡汝楠擢升四川宪副,衡郡父老子弟思慕他的恩德,在城南买地建立衡湘书院(又称白石讲院),前为“教思堂”,后“奉先生像祀之”(以上两节引文均据《蔡白石先生讲院记》)。

  蔡汝楠的得意门生王大韶,乡试高中,后以孝廉荐举制科,授江西建昌府推官,有廉声善政,迁直隶凤阳府、泗州知府,官至御史。他学识渊博,博古通今,致仕后主讲石鼓书院。万历七年(1579),湖南提学副使黄希宪督学石鼓书院,因见“旧志散逸朽漫,几不可读”,“惧其久而无征”,要求地方重修院志。王大韶受命,“搜遗缉残,校雠编辑,越三阅月而告成”,史称万历《石鼓志》。知府熊炜看后,大加赞赏,称其“较之旧志大有不侔焉者矣”。其最大的优点,当属增加寓贤、名宦之教言,反映阳明学者讲学情况。此志因“刷久板模”,至万历十七年,衡州知府李安仁复托大韶重新修订,“删繁举要”,以《重修石鼓书院志》之名再予刊印。志分上下二卷,上卷分地理、室宇、人物、述教四志,人物志又分乡贤、寓贤、名宦三目,下卷为词翰志,其下亦分诗、记、后序三目。《四库全书总目》卷七十七著录,称其“采据较诏志(明嘉靖《石鼓志》)为详”。

  嘉靖以后,朝廷又有四次封闭全国书院的劫数,所幸,“明季毁天下书院,而此独存”(《衡州今古》)。万历四十年(1612),巡按史记事、观察邓云霄大修书院,以“铸士陶民”,建有讲堂、敬义堂、回澜堂、大观楼、仰高楼、砥柱中流坊、棂星门及风雩、沧浪、禹碑、合江诸亭,其它“殿祠号舍,罔不完葺”,规模极一时之盛。崇祯十五年(1642),提学高世泰修葺。明末,再毁于兵燹。

 

  清代乾隆年间石鼓书院主讲甘学耀(1710-1791)。本文作者甘建华系其八世裔孙。(李清白/绘)

  清季有功于石鼓的山长

  清世祖顺治十四年(1657),经略大臣洪承畴将石鼓书院作为军事指挥所。同年,偏沅(辖长沙、衡州、永州、宝庆、辰州、常德、岳州七府及郴、靖二州)巡抚袁廓宇“疏请重建,知县余天溥主其工”,石鼓书院成为清政府允许恢复的第一家书院。康熙七年(1668),衡州知府张奇勋扩建号舍20余间,“拔衡士之隽者肄业其中,每月两试之,士风称最盛”。二十八年,知府崔鸣鷟捐俸“增其所未备”“督率师徒援古证今,析疑问难”其中。雍正、乾隆、嘉庆、同治年间,石鼓书院屡有修建,规模日广,“曰塗曰髹,丹碧上耸,焕然巨观” (清光绪《石鼓志》)。

  康熙四十九年(1710),时七贤祠为僧侣所占,湖南巡抚赵申乔来衡视察,“逐僧出佛像”,委衡阳县训导吴炯迁居书院,代行山长职权,督导师生课业,并“查各项租税钱谷数目,经资师生膳脩”(清光绪《石鼓志》)。11年后,吴炯写下《别石鼓书院二首》,内有句云:

  “骊歌愧受群生饯,十一年来鬓早霜。”

  “今朝短棹归帆速,何日重来话旧游。”

  有清一代,留名山长较多,分客籍、本籍两类。寓居衡州的山长,基本上都是进士出身,有的甚至还点了翰林。

  阳晼,字乾一,一字幕六,祁阳进士,乾隆初任衡州府教授,主讲石鼓书院。

  陈士雅,字莓田,长沙进士,乾隆末任石鼓书院山长。

  张学尹,字子任,号少衡,湘阴进士,现代大画家衡山陈少梅外祖父,曾任台湾府北路理番同知,代理兴化府同知,后为忌者所诬,挂冠归里。道光二十一年(1841)至咸丰初(1851),主讲石鼓书院,以经术造士,从学者众,成才者众。蒋琦麟,号申甫,广西全州翰林,曾任顺天府尹,同治初告归,主讲石鼓书院,以论文讲艺为乐,率诸生步韩诗(《题合江亭寄刺史邹君》)原韵,作者数十人。

  邹焌杰,号云阶,浏阳翰林,官监察御史,同治八年(1869)主讲石鼓书院。最有名声者余廷灿,字卿雯,号存吾,长沙进士,官翰林院检讨,充三通馆纂修,以母老告养归。嘉庆中掌教石鼓书院,整饬院规,焕然一新。衡州协兵弁居然到书院牧马,余廷灿命人将马尾剪掉,兵弁回去告诉副将。副将大怒,唆使部下大吵大闹,准备给这些文弱书生一点颜色看看。余廷灿一状告到道府,道府见翰林大人生气了,赶忙从中调停,责罚副将赔礼道歉,余廷灿这才罢休。从此以后,兵弁知道书院惹不起,都不敢再来骚扰了。

  本籍的山长,基本上都是进士、举人出身,才高八斗,学贯古今,官场历练多年,卓然湖湘名士,主观上要为桑梓造福,客观上保证了教育质量。

  清泉县江霞滩(今衡阳市石鼓区西湖公园一带)人何泰,乾隆十年乙丑科(1745)会试中明通榜进士,曾在云南、湖南两地任知县多年,敕授文林郎,诰授中宪大夫、花翎三品衔。博通典籍,工于词翰,为人清廉浑厚,致仕时清风两袖。衡山县人罗廷彦,号湘舟,乾隆五十五年庚戌科(1790)进士,选庶吉士,即以年老致仕归,曾总纂《湖南通志》。

  清泉县人谭鹏宵,号培斋,嘉庆十三年戊辰科(1808)进士,工制艺(八股文写作),与湘阴张学尹等并称“湖南五家”。

  衡阳县岣嵝峰人祝松云,字陶牖,号澹溪,考取秀才后,经衡州郡守唐苹洲推荐,石鼓书院主讲左景乔让其入读书院。同治元年恩科(1862)中举人,光绪六年庚辰科(1880)成进士,以归班知县选用,受郡守周肖仙延聘主讲石鼓书院,得彭玉麟及地方缙绅支持,使衡阳儒学呈现新气象。

  山长、主讲中的衡阳举人,有王光国、甘学耀(按:本文作者甘建华系其八世裔孙)、宋蓟龄、李继圣、刘高阁、常大湘、莫重坤、文岳英、旷圣元、左景乔等,皆一时之选,深孚众望。刘祖焕、邓传密、王崇礼、罗瑛、潘世晓、徐锡溥、冯俊、左斌等,皆湖南名进士、举人,所授多为科举之业,均有功于石鼓。

  末代山长曾熙(1861-1930),无疑是这些山长中经历最丰富、名气和影响最大的。光绪十七年(1891)中举,二十九年癸卯恩科殿试成进士。二十六年,他从北京兵部返湘,主讲石鼓书院。二十八年,根据清廷上谕,石鼓书院改制为衡阳高等小学堂。至此,中国绵延1200年的书院历史划上了句号。

 

  石鼓书院末代山长、光绪进士曾熙(1861-1930)

  以超迈岳麓之势

  考究宋、元、明、清各代书院,大都是研究和讲解理学的场所。理学家提倡的儒家经典,也就是书院研究和传授的内容,《四书》《五经》是其主要教材。再就是理学大师的著作、讲义、语录、注疏等,也都是书院的重要读物。书院山长、主教的心得论述,则是诸生的补充教材。与官学最大的不同,书院以一个大师教育一群弟子为主要形式,类似于今天的硕导、博导带一帮学生,师生之间探讨学问,互相砥砺,形成一种崭新的学风,与官学那种读死书、死读书,“知有科举,不知有学问”(朱熹《信州州学大成殿记》)大相径庭。

  石鼓书院素称人才荟萃之地,讲学风气甚浓。历代名师大儒,如宋代的朱熹、张栻、郑向、刘清之,元代的偰玉立、奚汉伯颜、李处巽,明代罗洪先、程天津(名弘忠,一作陈宏忠)、胡安、黄希宪、李焘、刘黼、祝詠、刘稳、伍让、刘尧诲、王万善,清代王敔、旷敏本、王仕云、潘宗洛、吴时来、吴獬、江昱、饶佺、刘良弼、周士仪等,都相继在这里“立书院,联讲会,相望于远近”,使石鼓成为远至京师近至衡永郴桂士子们向往和云集的学府,以超迈岳麓之势,成为蓝墨水的上游和湖湘学派的大本营,并进一步发展成为中国古代讲学式书院的楷模,对湖湘文化的演变和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清泉县(今衡南县)人李扬华,同治九年(1870)举人,光绪五年(1879)二月,膺聘石鼓书院山长。在他撰写的《国朝石鼓志》(史称光绪《石鼓志》)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石鼓书院的大门,原来一向是对着北门谯楼。嘉靖二十一年(1542),主持修建的廖文海等人将大门改为东南向,意思是要呑纳湘水招财旺府。不知道书院是清华之地,蔬食寒灯,以造就人才为第一要务,岂能整日围绕银子打转转?“自是之后,科举衰替,且多变故,盖湘水直衡而下,势汹汹不可当。幸其地势高,且系公所,无久居者,故杀气稍减,否则祸不可胜言也”。李扬华赴任前,就把石鼓江山的风水看了个遍,并将心中的隐忧告诉太守,再与地方上的头面人物商量,决定恢复旧观,众人均欣表赞同。果然,是年乡试秋榜,安仁(时属衡州府管辖)人谭荧(著有《湖南闱墨》)“魁南省”。这是53年来,石鼓书院诸生第一次中解元,可想而知,衡湘人士是如何的“漫卷诗书喜欲狂”了。光绪六年庚辰(1880)会试,祝松云、谭鑫振、陈鼎、杨依斗4人同中进士,殿试谭鑫振点探花,朝考陈鼎选庶常。

  明代衡郴兵备副使邓云霄《重修石鼓书院鼎建大观楼记》云:

  夫石鼓一拳石耳,何足大?大以书院也!海内为书院者众矣,兹独列四大,大以人也!

  晚清湘军名宦左宗棠曾为石鼓书院撰联:

  学贯中西,汇此地人文法海;

  秀冠三湘,看群贤事业名山。

  但石鼓书院当时没有留存下来,“遂复制悬挂于岳麓书院”,“长沙市新修的潇湘大道牌楼口石坊上亦刻有此联”(唐子畏《历代名人名联鉴赏》)。

  作为中国一所最古老的书院,在长达千余年的办学过程中,石鼓书院造就的人才之多,实在是难以胜计。宋孝宗乾道八年壬辰科(1172),王居仁与邓友龙、邓友龄兄弟同中进士。著名抗元英雄李芾,少时求学石鼓书院,南宋德祐元年(1275)冬,在潭州(长沙)知府任上,奋勇御敌,以身殉国,全家赴死,追谥忠节,石鼓书院为之建立专祠,世世代代追念其先德伟绩。

  明嘉靖三十年(1551)乡试,诸生李孟彰、王大韶、谭汝赓、徐应南、彭良臣、陶宾6人中举,史称“朱陵六凤”。明末王夫之、李国相、夏汝弼、管嗣裘、邹统鲁等高风亮节、博学多才者也出自石鼓书院。像这样的栋梁之才,还有明代进士祝詠、李誉(李宽裔孙)、刘尧诲、刘稳、朱炳如、欧希稷、伍让、曾朝节(万历五年丁丑科探花)、曾凤仪、陈宗契等,清代咸同中兴名臣彭玉麟、衡阳第一个传胪(二甲第一名进士)彭述、民国九年(1920)湖南预选省长李吟秋等,都是从三江汇流的石鼓书院,走向中国大舞台,“各领风骚数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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