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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上有名难伺候的皇帝雍正为何独宠张廷玉

发布日期:2018年01月04日   文章来源:历史大观园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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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雍正 资料图

  一 雍正式用人

  清世宗胤禛带着巨大的争议走进了历史,但是他选人用人方面的独特方法和驾驭大臣的能力,在清代皇帝中首推一指。

  在给大臣鄂尔泰的批示中说:“治天下惟以用人为本,其余皆枝叶事耳。”这话不仅仅和近臣鄂尔泰说,在给署理江苏巡抚尹继善的奏折中强调:“朕之责任,不过擢用汝等数员督、抚而已。”

  即位的第二年他就对一品的总督和七品的知县接连下发批示,告诉他们为官的要务。在他的屋子里,悬挂着登基那年亲自书写的“为君难”的匾额,并且在此后不久给闽浙总督满保的朱批中说:“为君难数字,朕写成匾额,镌刻宝印,时刻置放眼前,心中时常挂记思考。”之所以这样说,也是让大臣们知道“为臣不易”。

  魏晋时期的司马昭给官员提出“清、慎、勤”三字后,成了历代帝王尊崇的用人圭臬,雍正对此却有不同看法:“巡抚一官,原极繁难,非勉能清、慎、勤三字便可胜任也。用人虽不求备,惟至督、抚必须全才,方不有所贻误。”

  他以官员的实际作为为考核标准。在给湖南巡抚王国栋的考核里说:“王国栋心有余而力不足,清、慎、勤三字朕皆许之,然不能扩充识见,毫无益于地方,殊不胜任。”这个“殊”字表达雍正对他的极端不认可,于是将他内调虚职。

  直隶巡抚李维钧考察吴桥县令常三乐,认为他“操守廉洁”,但“懦弱不振,难膺民社之寄”,拟将他调离虚职,上报吏部审核。吏部认为既然常三乐“生性怯懦,必有废弛实迹”,而李维钧又没有进行纠参,不予批准。李维钧对此认为,常三乐没有违法乱纪行为,就是个人能力不足,不能再予以重任。他不知如何是好,于是上书雍正。雍正批示说,这事好办,就裁定他“居官罢软,殊属溺职,相应革参”。

  与此同时,他打破了清代的一些人事规章制度,他说:“朕用人原只论才技,从不拘限成例。”他认为官员的能耐在于做事,只要能够完成工作,不搞所谓的排资论辈。

  大臣田文镜深得雍正信任,雍正经常要他从地方推荐人才,充实官吏队伍,并且向他交底说:“朕从来用人,不悉拘资格,即或阶级悬殊,亦属无妨。”那时候敢于提出满、汉资格无妨的,有清一代除了雍正再无第二。

  二 雍正用的人

  雍正用人如同织网,究其帝业十三年,在他手中倒下一批官员,同时又培养了一批非常有才能和人格的官员。

  雍正早期所用班底意在稳定政局,所用之人许多属于迫不得已。此后几年,权力稳固后,他所使用的人得心应手。雍正重用的大臣有允祥、允禄、允礼、福彭、隆科多、张廷玉、沈近思、年羹尧、鄂尔泰、岳钟琪、田文镜、李卫、李绂,随着政治格局变化以及和年羹尧、岳钟琪等关系恶化后,随即不断发现培养新的政治帮办。

  雍正对科甲出身的官员素乏好感,认为他们说得多,做得少,做事迂腐欠通。他曾对此说过:“国家用人,但论其贤否,不当限以出身……自古以来,名臣良辅不从科甲出身者甚多,而科甲出身之人亦屡见有荡俭逾闲者。”可以说,雍正用人的确做到了“五湖四海”,与此同时他破格提拔了以田文镜、李卫等敢作敢为的大臣。

  田文镜路过山西目睹当地严重被隐瞒的灾情后,毅然决然上报雍正帝,田的举措挽救了七八十万灾民的生命。雍正感慨:“如此能干之人,为何至今未闻一人赞许?”此后田文镜持续得到重用。

  有时强力推进的整治措施引起官民的激烈反弹,雍正劝勉田文镜说:“徐徐尽力为之,朕自有照鉴。诸务从容办理,毋过于猛。”有时对他会提出批评:“但近日以来,每闻人论尔有任性尚气之疵,当深自省察,切以为戒。”田文镜也非常卖力,在河南推行的一系列政策,让雍正非常满意。称他“巡抚中第一人”,并把他当“模范疆吏”标杆,在全国进行表彰奖励。在给他的批奏里竟说:“卿之是即朕之是,卿之非即朕之非,其间有何区别?”

  文盲李卫和田文镜颇有相似处,他在康熙时期,捐了一个兵部员外郎的职务,两年后升任户部郎中。雍正继位后,最初对他印象并不见好,他曾对大臣高其倬说:“此人但取其心地。”意思说他才力不够。

  李卫性格鲁莽,雍正经常批评他“狂纵不密“、”任性使气、“骄傲凌人”。雍正生性心思缜密,但为何屡次重用他呢?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李卫工作务实卖力,不玩政治手腕,不欺骗他,这在雍正看来极端重要,对他的教育也是煞费苦心。有一次听说李卫在地方过度铺陈张扬,雍正嘲讽他的小民意识:“川马古董之收受,俱当检点。两面钦用牌,不可以已乎?是皆小人逞志之态,何须乃尔!”所谓“两面钦用牌”是指其出行,打着钦用布政使、盐驿道的两面官牌,这种高调张扬,为雍正所鄙夷。但这在皇帝看来是软伤,他做事铁面无私,敢于弹劾重大案件人物甚至是朝中权贵。虽然是个大老粗,但是他非常聪明。袁枚曾记录过他处理文件的神采,说他从不看文件,就让手下人念,不合意的地方,随口就能纠正改动,非常复杂的案件经他嘴一改,变得条理通畅,以至于“虽儒者文吏,皆心折骇伏,以为天授”。

  李卫身体不好,有吐血的老毛病,雍正对此非常关心,叮嘱他做事不要用心太过,别太急躁,不可勉强自己。雍正五年,李卫吐血加剧,雍正派人给他算八字,而后又多次送药治疗,几年后还是去世,让雍正大为伤感难过。

  鄂尔泰四十二岁尚屈就内务府员外郎,这年(康熙六十年,1721)写了两句感叹仕途不顺的话:“揽镜人将老,开门草未生。”又在《咏怀》诗里写到:“看来四十犹如此,便到百年已可知。”他不知道,雍正的接位让他迎来了他政治的春天。

  在雍正没继位的时候,二人已经有过一个插曲。当时的雍正还是“四阿哥”,要鄂尔泰为他办事,没想到,鄂尔泰以“皇子宜毓德春华,不可交结外臣”的理由给顶了回去。他就这样给雍亲王留下非常特殊的印象,认为他原则性强,继位后特意召见他说:“汝以郎官之微,而敢上拒皇子,其守法甚坚,今命汝为大臣,必不受他人之请托。”此后鄂尔泰的政治仕途经历多次火箭提拔,三年升任广西巡抚,但雍正仍然认为大材小用了,在上任途中,雍正命令调整为云南巡抚兼理云贵总督事,此后一步步重用,后来西北用兵失利情况下,迅速调他督巡陕甘,经略军务,风光一时无两。

  雍正对他寄托了很高的期许,曾在谕旨里动情地说:“鄂尔泰在朕前不过数日,朕每念之不置,偶阅伊奏折,辄为泪下,岂亦君臣宿世缘分耶!”思念之情溢于言表。以上三位都不是科举出身,下面的张廷玉则是典型的科班出身,被雍正器重程度为有清一代最高。

  张廷玉始终得到雍正帝的眷顾和认可,所以在他的遗嘱中,给了张廷玉有清一代汉族大臣从来没有得到过的殊荣:“大学士张廷玉器量纯全,抒诚供职……其功巨甚。大学士鄂尔泰志禀忠贞,才优经济……洵为不出世之名臣。此二人者,朕可保其始终不渝。将来二臣着配享太庙,以昭恩礼。”

  由于雍正为政细致繁琐,巨大的工作量必须要有合适人选分担。张廷玉谨小慎微,不事张扬,深合雍正意。雍正是历史上有名难伺候的皇帝,对科举出身的汉族大臣尤为缺乏好感,因科举出身得宠者,仅张廷玉而已。有一次张廷玉生病,病好后进宫,雍正说:“我前两天对近侍们说,我连日臂痛,你们知道吗?他们惊问其故。我说,大学士张廷玉患病,此人如朕手臂,这不就是我臂痛吗?”

  雍正随时都有召见他的可能,张廷玉甚至忙到坐在轿中看文书。傍晚回到家,“燃双烛以完成本日未竟之事,并办次日应办之事,盛暑之夜亦必至二鼓就寝”。有时候已经躺下,惦记没写完的文书,马上披衣,一直到天亮写完呈给雍正。雍正说他和鄂尔泰二人“办理事务甚多,自朝至夕,无片刻之暇”。

  张廷玉回家探亲,行前雍正赐给他玉如意:“愿尔往来事事如意。”几天后又写信给他说:“朕即位十一年来,朝廷之上近亲大臣中,只和你一天没有分离,我和你本是君臣,但情同密友。”雍正曾明确道出张廷玉得到持续重用的原因:“遵旨缮写上谕,悉能详达朕意,训示臣民,其功甚巨。”一个“悉”字,表达了雍正对张廷玉秘书工作的高度满意。

  三 雍正御下的温厚和刻薄

  雍正用人的重要标志之一即是忠诚可靠,在他面前耍花样的,往往被揭穿,被冷嘲热讽,不再重用。雍正说有人攻击他“权术御下”,他解释说:“君臣之间惟以推诚为贵,朕与卿等共勉之。”然而在他看来,所有的人都要在其掌控之内,稍有不效忠,则用权杖打击。

  情商极高、心思又细的雍正善于处理人际关系,尽管是一国之主,有时却能放下架子像朋友一样和臣工们沟通,经常给臣下及家属赏赐医药。在臣下的请安折上,他用非常亲切温和的口气批写道:“朕躬安,尔好吗?”或“朕躬甚安,尔可好?”在山西巡抚诺珉的请安折上写道:“朕躬甚安,尔好么?新年大喜!蒙天地神佛保佑,尔之合省雨水调匀,粮食大收,军民安乐,万事如意!”

  给两江总督的折子里,雍正说:“送一匣清茶房干果与尔,怎比得上尔南省的果子呢?再,干羊绒朕食其味甚美,一并赏送于尔。”不但赏赐东西,顺便还开了一个玩笑,雍正的洒脱风趣一目了然。

  此外,雍正劝诫官员不要喝酒,告诫说:“若奉此旨后仍不戒酒,则辜负圣恩,成为无用之辈。”知道大臣鄂尔泰总是熬夜工作时,放心不下,让人传话说:凡夜晚办事最是伤人,务教他(鄂尔泰)善体朕谕,以仰副垂注至意。都统苏丹在军营因潮湿导致伤口复发,雍正在谕旨表示非常揪心:“尔之年岁已非如此奋勉之年龄,尔所作所想,朕实是赞许而同情……尔如此赤胆忠心……必受苍天眷爱而好转。著好生调养身体,努力为朕多效力几年。”雍正帝通过如此温暖的话语与臣下互动,确取得了非常大的效果,以至雍正去世后,一些老臣想起旧事,依旧感动得热泪盈眶。

  温情脉脉外,当然也有暴躁和辱骂。

  面对庞大的官员队伍,素质、能力、人品良莠不齐,雍正脾气本就暴躁,对臣下要求极高,对有失误而又让他不满意的官员动辄痛骂讥讽,轻则斥之为糊涂、无知、可厌,重则骂为不是人,死人、狗,平素修为的风度荡然无存。有时遇到看不起的臣下,就要讽刺一番,在给佟吉图的谕旨里这样嘲弄他说:“知人则哲,为帝其难之。朕这样平常皇帝,如何用得起你这样人!”在给胡凤翚的批示中写道:“多赏你些,好为你夤缘钻刺打点之用。”

  雍正为人极其聪明,有的大臣和他玩文字游戏,未尝不被他揭露,并能迅速指出要害。他非常厌恶臣下阿谀奉承之言,同时,如果有的人过分在他面前表现卑躬屈膝,自轻自贱,会让他非常反感。江西布政使李兰在无关紧要的事情后面写到“皇上洪福”,雍正朱批说:“朕深厌此种虚文。”福建布政使赵国麟总是强调自己“一得之愚”,雍正恰恰看出他的虚伪:“你写自己愚蠢的字太多了,我岂能把一个愚蠢的人安排到藩司岗位?”

  有一次,热河总管奏报发放官兵钱粮,雍正怪他们不体谅自己日理万机,赶上心情不好,朱批道:“此乃报部之事,何须折奏……尔等空闲,无聊一奏,竟不顾朕日理万机,何有闲暇阅览尔等无用之文,纯属一群不如畜牲之辈。”荆州将军吴纳哈报销修缮坍塌城墙费用过于琐碎,雍正看得心烦,批道:“此等未成之事,何以渎奏,为尔之差事,而不顾朕有无空暇,毫无体谅之心,此乃何臣之道?真是老糊涂了!”

  说俏皮话,挖苦讥讽,说反话,戏弄人,在雍正与臣下互动环节屡见不鲜。兵部右侍郎奏请修复堤坝,雍正认为他办事心思不纯,想在工程款中贪污,故而讽刺说:“大买卖来了,偿还之份力图加倍索取。倘不足,朕再遣数名妥靠富人给尔。”

  陕西旱情严重,按过去传统,地方官员一律斋戒祈雨,西安将军常色礼却在斋戒之日吃食祭肉,为大家当成笑话。传到雍正这里。雍正于是忍不住大骂:“尔想尔是什么东西……原系巧诈巨奸不体面之奴才也!”觉得没骂过瘾,又在常色礼奏折中一句“奴才常色礼今年六十八岁”旁边批写“比去岁之增加一岁”,加以调侃。在“奴才若有巧诈不诚心之处”朱批:“竟不知自己行为之非是也,可惜朕教诲之心。不如畜生!现在世上未有。”

  雍正极好面子,也要求臣下顾全脸面,因为他们的使用都是雍正的意图,如“朕之脸面乃尔之性命,是否好自为之,或行不是,全在于尔”。

  在左都御史尹泰的几份奏折上,雍正骂人以至到了这种地步:“尹泰,尔以前干什么来着,该死的老畜牲!”,“放老狗屁”。责骂臣工来自于传统帝制对臣下的不尊重,同时也体现了雍正感情直率、爱恨分明的一面。

  雍正自诩“朕非庸懦无能主”,算是自己中允定位,他又说:“朕就是这样汉子”,可见一种洒脱和坦率。尽管死后背负重大争议,但不能否认,他是批写奏折最勤、最多、最生动,接见各级官员最勤、最认真的皇帝。

(责任编辑:梦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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