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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成全清华四大导师的人 已离开我们40年

发布日期:2018年01月17日   文章来源:冰川思想库   作者:张守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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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宓曾言:“然宓一生效忠民族传统文化,虽九死而不悔;一生追求人格上的独立、自由,追求学术上的独立自由,从不人云亦云。”他的确做到了!

  他是“哈佛三杰”之一,是“中国比较文学之父”,是与《新青年》相抗衡的《学衡》杂志总编辑,曾执掌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是我国首批“部聘教授”之一。

 

  他要“杀胡适”,苦追“女神”三十余年,最终却在临终前呓语:“我是吴宓教授,给我水喝……给我饭吃,我是吴宓教授……”

  他就是吴宓,今天(1月17日)是吴宓逝世四十周年,我们就来说说他的传奇人生。

  “杀胡适!”

  吴宓,陕西泾阳人,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8月20日生。

  吴宓还有一个身份,晚清陕西女首富周莹(就是去年孙俪主演的热播电视剧《那年花开月正圆》里的那个主角周莹)的堂侄。

  吴宓,本名吴玉衡、吴陀曼。1910年报考清华时,吴宓对“吴陀曼”这个名字很不满意,随手拿出一本《康熙字典》,闭目确指,得一“宓”字,意为安静,可惜他的一生并不安静。

  1917年,23岁的吴宓赴美国留学,先在弗吉尼亚州立大学英国文学系学习,获文学学士学位。

 

  ▲青年时代的吴宓

  次年,他转入哈佛大学研究生院,师从新人文主义文学批评运动领袖白璧德教授,研习比较文学、英国文学和哲学,与陈寅恪、汤用彤并称“哈佛三杰”。

  1921年5月,吴宓应好友梅光迪之邀,回南高师任教,在第一学年便同时开设了《英国文学史》《英诗选读》《英国小说》《修辞原理》四门课程。

  其中,开设的“中西诗之比较”等课开中国比较文学研究之先河,其他课程也常进行中西文化比较,吴宓因此被称为“中国比较文学之父”。

  教书育人外,吴宓在东南大学从事的另一大业,便是主编《学衡》杂志。这是他一生最重要之事业,所受毁誉大多因此而来。

  《学衡》杂志社于1921年10月创立,杂志于1922年1月创刊。杂志社以吴宓寓宅作为办公场所,第一次会议公推吴宓为“集稿员”,柳诒徵为《发刊辞》执笔人。

  吴宓在杂志上自署“本杂志总编辑兼干事吴宓”。的确,《学衡》杂志吴宓出力最大,发文最多,尤其是中后期,杂志实际上由吴宓一人奋力支撑,“总编辑”一职当之无愧。

  《学衡》从白璧德以“人的原则”为最高原则的“人文主义”出发,更多地强调传统文化、道德的作用、益处,坚决拥护文言文和旧体诗,主张兼收并蓄中西文化。

 

  ▲《学衡》杂志

  学衡派批评新文化运动为“模仿西人,仅得糟粕”,攻击新文化运动领袖人物是诡辩家、模仿家、功名之士、政客,新青年派则斥之“顽固”“保守”“反动”。

  两军的领军人物吴宓和胡适还有过一次正面交锋。

  有一天,吴宓与胡适在一个聚会上相遇,当时北京人流行用“阴谋”二字,胡适戏问:“你们《学衡》派,有何新阴谋?”

  吴宓说:“有。”胡适笑着说:“可得闻乎?”吴宓说:“杀胡适!”

  与《新青年》一味破旧立新不同,也与一味复古拒新的严复、林纾等“国粹主义”者不同,学衡派实际上主张“推陈出新”“兼取中西、融贯古今”。

  因此,他们并不是纯粹意义上的保守主义者,而是和“新青年”一样同属现代主义者,都在探索中国文化的现代道路,只不过新青年派更激进,学衡派更稳健。

 

  ▲吴宓及刊载于《学衡》上的杂志宗旨

  站在今天回顾,学衡派在当时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其学理之正确更不待言,对于今天中国文化复兴也有重要启迪作用。

  我们应该庆幸,在当年一边喊杀声中,至少有东南大学的学衡派发出了自己微弱、不同、理性的声音,这是我们民族之光,文化之幸。

  “我的爱情不是上厕所!”

  对于吴宓,人们津津乐道的并不是他最看重的《学衡》杂志,而是他的情史、他与毛彦文的感情纠葛。

  毛彦文是吴宓好友朱君毅未婚妻、妻子陈心一同学,朱君毅突然移情别恋后,很伤心的毛彦文请吴宓说和。

  吴宓说着说着,不但没说和成,反把自己搭了进去,爱上了毛彦文。被爱情冲昏了头脑的吴宓索性与陈心一离婚,放手来追毛彦文。

 

  ▲吴宓与毛彦文

  世人对吴宓的离婚目瞪口呆,学衡派同仁几乎一致谴责,其父更是公开指斥吴宓:“无情无礼无法无天,以维持旧礼教者而倒行逆施。”

  吴宓不为所动,眼里只有毛彦文,可惜毛彦文最终还是嫁给了比自己大三十多岁的前国务总理熊希龄。

  吴宓为此一连写了38首情诗,其中有一首公开发表的《吴宓先生之烦恼》写道:“吴宓苦爱毛彦文,三洲人士共惊闻。 离婚不畏圣贤讥,金钱名誉何足云……”

  此诗发表后,引起舆论哗然,金岳霖对吴宓劝说道:“你的诗好不好我们不懂,但其中涉及毛彦文,这就不是公开发表的事情。这是私事情,不应该拿到报纸上宣传。我们天天早晨上厕所,可我们并不为此宣传。”

  吴宓闻之勃然大怒,拍着桌子说:“我的爱情不是上厕所!”可怜的金岳霖也感觉自己话不太对,但不知如何解释,只好站着听吴宓骂了半天。

  三年后,熊希龄去世,吴宓又燃起了追求毛彦文的希望,写了很多长信表达自己的情思,结果一点回音也没有得到,有些信甚至被原封不动地退回。

  吴宓痛苦地在日记中写道:“宓对彦文之深爱,及情感之缠绵牵缚,实极真切,今生无两。有不容磨灭者。”

 

  ▲《吴宓日记》

  后来,毛彦文漂洋过海到美国,吴宓还千方百计向海外归国的人打听她的消息。

  六十多岁时,吴宓还曾请人画了一幅毛彦文的画像挂在自己房间壁上,日日相对,夜夜相守,可见他对毛之痴情。

  “吴宓苦爱毛彦文”,充分说明了吴宓本质上是个浪漫的诗人,虽号雨僧,有心向佛,但终看不破红尘;虽名学者,捍卫道德,但终不能“克己复礼”。

  “这个名字多美”

  当然,不止《学衡》与情爱,吴宓做的事情,还有很多。

  如今人们都在怀念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之辉煌,殊不知当时研究院主任正是吴宓,是吴宓把导师一个个恭请来的。

  吴宓为请王国维,不惜先行三拜如仪大礼,让本不愿意去清华的王国维深受感动,接下聘书。

 

  ▲王国维

  吴宓还独具慧眼地将一无博士学位、二无著作的陈寅恪请到了清华,让陈寅恪一生事业有了很高起点。

  冯友兰对此说道:“雨僧一生,一大贡献是负责筹备建立清华国学研究院,并难得地把王、梁、陈、赵四个人都请到清华任导师,他本可以自任院长的。”

  后因与清华某些高层意见不合,吴宓辞去国学研究院主任一职,一边继续办《学衡》杂志和《大公报》文学副刊,一边任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兼系主任。

  他按照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的方案创办清华大学外文系,明确提出培养目标为造就“博雅之士”,使得清华大学外文系很快成为国内一流系科。

  吴宓曾自言,他的得意学生有“龙”“虎”“豹”三位,分别是钱锺书、曹禺、李健吾。

  其中,吴宓对钱锺书分外赏识,关爱有加,曾言:“当今文史方面的杰出人才,在老一辈中要推陈寅恪先生,在年轻一辈人中要推钱锺书。他们都是人中之龙。其余如你我,不过尔尔。”

 

  ▲钱锺书

  但钱锺书年少轻狂,不太把吴宓放在眼里。吴宓常常在上完课后,“谦恭”地问钱锺书 :“Mr. Qian的意见怎么样?”钱锺书总是先扬后抑,吴宓也不气恼,只是颔首唯唯。

  吴宓治学严谨,备课充分,每次上课书里都夹着许多密密麻麻的纸条,并必早到教室十分钟,回答学生问题热情耐心,批改学生作业认真细心。

  据说,吴宓不仅能用多种语言背诵许多西方文学名作,甚至整篇的莎士比亚剧本都能背诵下来,反映出其学术根底深厚和治学刻苦。

  课余,吴宓常和学生一起散步漫谈,常邀学生到家中做客,并常借钱给学生或直接资助。

  当然,吴宓对女生更是青睐、关爱。他曾在课堂上公开讲:“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儿是泥做的骨肉,我见了女儿便清爽,见了男人便觉浊臭逼人。”

  看到女学生站着听课,吴宓会立刻跑出去替她们找来凳子;有一次点名点到“金丽珠”这个名字,吴宓情不自禁地说“这个名字多美”,逗得全班同学大笑。

  “没有孔子,中国还在混沌中”

  吴宓在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任教十余载,曾于1941年同“哈佛三杰”中的另外两位两杰陈寅恪、汤用彤一起被教育部聘为首批部聘教授,并曾代理西南联大外文系主任。

  1949年,吴宓原本也有机会去台湾,当时的国民党教育部长杭立武、台大校长傅斯年安排专人相邀,软硬兼施地把吴宓塞进汽车带到宾馆,准备第二天飞往台北。

  结果,吴宓半夜谎称去厕所,偷偷溜了出来。

 

  ▲傅斯年

  1949年后,吴宓虽然也有心进步,将珍藏的一千多册书捐献给所在的西南师范学院图书馆,自愿将学校原定的“一级教授”改为“二级教授”。但他终究逃不脱“牛鬼蛇神”“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

  “文革”到来后,吴宓成为西南师院批斗的重点对象,家被抄,蹲“牛棚”,接受劳改,受尽苦难。

  吴宓有一次被架上高台示众,被推下时跌断左腿,独自困在小黑屋的床上达三天之久,而发出了令人心酸的呼喊:“我是吴宓教授,给我水喝……给我饭吃,我是吴宓教授……”

  即使如此,吴宓也不改其志,绝不反孔,在内心中没有真正屈服过。

  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吴宓坚持“只批林,不批孔”,高喊“没有孔子,中国还在混沌中”,“‘克己复礼’是很高的文化标准”。

  吴宓曾言:“然宓一生效忠民族传统文化,虽九死而不悔;一生追求人格上的独立、自由,追求学术上的独立自由,从不人云亦云。”他的确做到了!

  有幸熬过“文革”的吴宓被妹妹接到老家悉心照顾,算是享受了最后一丝人间温暖。

  但每次吃饭,吴宓都还战战兢兢地问:“还要请示吗”,有时夜间会惊起并大呼:“我是吴宓教授,给我水喝……给我饭吃,我是吴宓教授……”

 

  ▲晚年的吴宓

  状况好时,吴宓也会心有不甘。一日,他与妹闲谈,听说乡间中学未开英语,问其缘由,答曰:“无外语教师”。

  吴宓于是急切言道:“那他们何不找我?我在美国待过多年,我可以给他们讲课。”

  1978年1月17日,苦行了一辈子的“苦行僧”吴宓走到了生命尽头,咽下最后一口气,结束了他的悲剧生涯。

  “世弃方知真理贵,情多独叹此生休。”吴宓一生“殉情殉道”,虽结局黯淡,但经历足够精彩,生命足够充实。

  今天教授何其多,真学问、真性情、真风骨的有几个?2018年1月17日,是吴宓逝世四十周年,我们今天纪念吴宓,也是纪念他那种勇于追求、执着坚定的精神!

(责任编辑:梦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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