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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自清谈诸子:儒士多半是贵族社会的流民

发布日期:2018年05月31日   文章来源:诸子百家故事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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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秋末年,封建制度开始崩坏,贵族的统治权,渐渐维持不住。社会上的阶级,有了紊乱的现象。到了战国,更看见农奴解放,商人抬头。

  这时候一切政治的社会的经济的制度,都起了根本的变化。大家平等自由,形成了一个大解放的时代。在这个大变动当中,一些才智之士对于当前的情势,有种种的看法,有种种的主张;他们都想收拾那动乱的局面,让它稳定下来。

  有些倾向于守旧的,便起来拥护旧文化、旧制度,向当世的君主和一般人申述他们拥护的理由,给旧文化、旧制度找出理论上的根据。也有些人起来批评或反对旧文化、旧制度,又有些人要修正那些。

  还有人要建立新文化、新制度来代替旧的,还有人压根儿反对一切文化和制度。这些人也都根据他们自己的见解各说各的,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这便是诸子之学,大部分可以称为哲学。

  这是一个思想解放的时代,也是一个思想发达的时代,在中国学术史里是稀有的。

  诸子都出于职业的“士”。“士”本是封建制度里贵族的末一级,但到了春秋、战国之际,“士”成了有才能的人的通称。

  在贵族政治未崩坏的时候,所有的知识、礼、乐等等,都在贵族手里,平民是没份的。那时有知识技能的专家,都由贵族专养专用,都是在官的。到了贵族政治崩坏以后,贵族有的失了势,穷了,养不起自用的专家。这些专家失了业,流落到民间,便卖他们的知识技能为生。

  凡有权有钱的都可以临时雇用他们,他们起初还是伺候贵族的时候多,不过不限于一家贵族罢了。这样发展了一些自由职业,靠这些自由职业为生的,渐渐形成了一个特殊阶级,便是“士农工商”的“士”。

  这些“士”,这些专家,后来居然开门授徒起来。徒弟多了,声势就大了,地位也高了。他们除掉执行自己的职业之外,不免根据他们专门的知识技能,研究起当时的文化和制度来了。这就有了种种看法和主张。各“思以其道易天下”(语见章学诚《文史通义·言公》上)。诸子百家便是这样兴起的。

 

  第一个开门授徒发扬光大那非农非工非商非官的“士”的阶级的,是孔子。

  孔子名丘,他家原是宋国的贵族,贫寒失势,才流落到鲁国去。他自己做了一个儒士,儒士是以教书和相礼为职业的,他却只是一个“老教书匠”。

  他的教书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有教无类”(《论语·卫灵公》)。他大招学生,不问身家,只要缴相当的学费就收;收来的学生,一律教他们读《诗》《书》等名贵的古籍,并教他们《礼》《乐》等功课。这些从前是只有贵族才能够享受的,孔子是第一个将学术民众化的人。

  他又带着学生,周游列国,说当世的君主;这也是从前没有的。他一个人开了讲学和游说的风气,是“士”阶级的老祖宗。他是旧文化、旧制度的辩护人,以这种姿态创始了所谓儒家。

  所谓旧文化、旧制度,主要的是西周的文化和制度,孔子相信是文王、周公创造的。继续文王、周公的事业,便是他给他自己的使命。他自己说,“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述而》);所述的,所信所好的,都是周代的文化和制度。

  《诗》《书》《礼》《乐》等是周文化的代表,所以他拿来作学生的必修科目。这些原是共同的遗产,但后来各家都讲自己的新学说,不讲这些;讲这些的始终只有“述而不作”的儒家。因此《诗》《书》《礼》《乐》等便成为儒家的专有品了。

  孔子是个博学多能的人,他的讲学是多方面的。他讲学的目的在于养成“人”,养成为国家服务的人,并不在于养成某一家的学者。他教学生读各种书,学各种功课之外,更注重人格的修养。

  他说为人要有真性情,要有同情心,能够推己及人,这所谓“直”“仁”“忠”“恕”;一面还得合乎礼,就是遵守社会的规范。凡事只问该作不该作,不必问有用无用;只重义,不计利。这样人才配去干政治,为国家服务。

  孔子的政治学说,是“正名主义”。他想着当时制度的崩坏,阶级的紊乱,都是名不正的缘故。君没有君道,臣没有臣道,父没有父道,子没有子道,实和名不能符合起来,天下自然乱了。

  救时之道,便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正名定分,社会的秩序,封建的阶级便会恢复的。他是给封建制度找了一个理论的根据。这个正名主义,又是从《春秋》和古史官的种种书法归纳得来的。

  他所谓“述而不作”,其实是以述为作,就是理论化旧文化、旧制度,要将那些维持下去。他对于中国文化的贡献,便在这里。

  孔子以后,儒家还出了两位大师,孟子和荀子。孟子名轲,邹人;荀子名况,赵人。这两位大师代表儒家的两派。他们也都拥护周代的文化和制度,但更进一步的加以理论化和理想化。

 

  孟子说人性是善的。人都有恻隐心,羞恶心,辞让心,是非心;这便是仁义礼智等善端,只要能够加以扩充,便成善人。这些善端,又总称为“不忍人之心”。圣王本于“不忍人之心”,发为“不忍人之政”(《孟子·公孙丑》),便是“仁政”“王政”。

  一切政治的经济的制度都是为民设的,君也是为民设的——这却已经不是封建制度的精神了。和王政相对的是霸政。霸主的种种制作设施,有时也似乎为民,其实不过是达到好名好利好尊荣的手段罢了。

  荀子说人性是恶的。性是生之本然,里面不但没有善端,还有争夺放纵等恶端。但是人有相当聪明才力,可以渐渐改善学好;积久了,习惯自然,再加上专一的工夫,可以到圣人的地步。所以善是人为的。

  孟子反对功利,他却注重它。他论王霸的分别,也从功利着眼。孟子注重圣王的道德,他却注重圣王的威权。他说生民之初,纵欲相争,乱得一团糟;圣王建立社会国家,是为明分息争的。

  礼是社会的秩序和规范,作用便在明分;乐是调和情感的,作用便在息争。他这样从功利主义出发,给一切文化和制度找到了理论的根据。

  儒士多半是上层社会的失业流民,儒家所拥护的制度,所讲所行的道德也是上层社会所讲所行的。还有原业农工的下层失业流民,却多半成为武士。武士是以帮人打仗为职业的专家。墨翟便出于武士。

  墨家的创始者墨翟,鲁国人,后来做到宋国的大夫,但出身大概是很微贱的。“墨”原是作苦工的犯人的意思,大概是个浑名;“翟”是名字。墨家本是贱者,也就不辞用那个浑名自称他们的学派。

  墨家是有团体组织的,他们的首领叫做“巨子”;墨子大约就是第一任“巨子”。他们不但是打仗的专家,并且是制造战争器械的专家。

  但墨家和别的武士不同,他们是有主义的。他们虽以帮人打仗为生,却反对侵略的打仗;他们只帮被侵略的弱小国家做防卫的工作。《墨子》里只讲守的器械和方法,攻的方面,特意不讲。这是他们的“非攻”主义。

 

  他们说天下大害,在于人的互争;天下人都该视人如己,互相帮助,不但利他,而且利己。这是“兼爱”主义。

  墨家注重功利,凡与国家人民有利的事物,才认为有价值。国家人民,利在富庶;凡能使人民富庶的事物是有用的,别的都是无益或有害。他们是平民的代言人,所以反对贵族的周代的文化和制度。

  他们主张“节葬”“短丧”“节用”“非乐”,都和儒家相反。他们说他们是以节俭勤苦的夏禹为法的。他们又相信有上帝和鬼神,能够赏善罚恶;这也是下层社会的旧信仰。

  儒家和墨家其实都是守旧的,不过一个守原来上层社会的旧,一个守原来下层社会的旧罢了。

  压根儿反对一切文化和制度的是道家。道家出于隐士。孔子一生曾遇到好些“避世”之士,他们着实讥评孔子。这些人都是有知识学问的。他们看见时世太乱,难以挽救,便消极起来,对于世事,取一种不闻不问的态度。

  他们讥评孔子“知其不可而为之”(《论语·宪问》),费力不讨好;他们自己便是知其不可而不为的,独善其身的聪明人。

  后来有个杨朱,也是这一流人,他却将这种态度理论化了,建立“为我”的学说。他主张“全生保真,不以物累形”(《淮南子·氾论训》),将天下给他,换他小腿上一根汗毛,他是不干的。天下虽大,是外物;一根毛虽小,却是自己的一部分。所谓“真”,便是自然。

  杨朱所说的只是教人因生命的自然,不加伤害;“避世”便是“全生保真”的路。不过世事变化无穷,避世未必就能避害,杨朱的教义到这里却穷了。老子、庄子的学说似乎便是从这里出发,加以扩充的。杨朱实在是道家的先锋。

  老子相传姓李名耳,楚国隐士。楚人是南方新兴的民族,受周文化的影响很少;他们往往有极新的思想。孔子遇到那些隐士,也都在楚国;这似乎不是偶然的。庄子名周,宋国人,他的思想却接近楚人。

  老学以为宇宙间事物的变化,都遵循一定的公律,在天然界如此,在人事界也如此。这叫作“常”。顺应这些公律,便不须避害,自然能避害。所以说,“知常曰明”(《老子》十六章)。

  事物变化的最大公律是物极则反。处世接物,最好先从反面下手。“将欲翕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老子》三十六章)

  “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辩若讷。”(《老子》四十五章)这样以退为进,便不至于有什么冲突了。因为物极则反,所以社会上政治上种种制度,推行起来,结果往往和原来目的相反。

  “法令滋彰,盗贼多有。”(《老子》五十七章)治天下本求有所作为,但这是费力不讨好的,不如排除一切制度,顺应自然,无为而为,不治而治。那就无不为,无不治了。自然就是“道”,就是天地万物所以生的总原理。物得道而生,是道的具体表现。

  一物所以生的原理叫作“德”,“德”是“得”的意思。所以宇宙万物都是自然的。这是老学的根本思想,也是庄学的根本思想。

 

  但庄学比老学更进一步。他们主张绝对的自由,绝对的平等。天地万物,无时不在变化之中,不齐是自然的。一切但须顺其自然,所有的分别,所有的标准,都是不必要的。

  社会上政治上的制度,硬教不齐的齐起来,只徒然伤害人性罢了。所以圣人是要不得的,儒墨是“不知耻”的(《庄子·在宥》《天运》)。

  按庄学说,凡天下之物都无不好,凡天下的意见,都无不对;无所谓物我,无所谓是非。甚至死和生也都是自然的变化,都是可喜的。明白这些个,便能与自然打成一片,成为“无入而不自得”的至人了。老庄两派,汉代总称为道家。

  庄学排除是非,是当时“辩者”的影响。“辩者”汉代称为名家,出于讼师。辩者的一个首领郑国邓析,便是“春秋”末年著名的讼师。另一个首领梁相惠施,也是法律行家。

  邓析的本事在对于法令能够咬文嚼字的取巧,“以是为非,以非为是”(《吕氏春秋·审应览·离谓篇》)。语言文字往往是多义的,他能够分析语言文字的意义,利用来作种种不同甚至相反的解释。这样发展了辩者的学说。

  当时的辩者有惠施和公孙龙两派。惠施派说,世间各个体的物,各有许多性质;但这些性质,都因比较而显,所以不是绝对的。各物都有相同之处,也都有相异之处。从同的一方面看,可以说万物无不相同;从异的一方面看,可以说万物无不相异。同异都是相对的:这叫作“合同异”(语见《庄子·秋水》)。

  公孙龙,赵人。他这一派不重个体而重根本,他说概念有独立分离的存在。譬如一块坚而白的石头,看的时候只见白,没有坚;摸的时候只觉坚,不见白。所以白性与坚性两者是分离的。况且天下白的东西很多,坚的东西也很多,有白而不坚的,也有坚而不白的。

  也可见白性与坚性是分离的,白性使物白,坚性使物坚;这些虽然必须因具体的物而见,但实在有着独立的存在,不过是潜存罢了。这叫作“离坚白”(《荀子·非十二子篇》)。

  这种讨论与一般人感觉和常识相反,所以当时以为“怪说”“琦辞”“辩而无用”(语见《韩非子·孤愤》)。但这种纯理论的兴趣,在哲学上是有它的价值的。至于辩者对于社会政治的主张,却近于墨家。

  儒、墨、道各家有一个共通的态度,就是托古立言;他们都假托古圣贤之言以自重。孔子托于文王、周公,墨子托于禹,孟子托于尧舜,老、庄托于传说中尧、舜以前的人物;一个比一个古,一个压一个。不托古而变古的只有法家。

 

  法家出于“法术之士”(《韩非子·定法》),法术之士是以政治为职业的专家。贵族政治崩坏的结果,一方面是平民的解放,一方面是君主的集权。这时候国家的范围,一天一天扩大,社会的组织也一天一天复杂。

  人治、礼治,都不适用了。法术之士便创一种新的政治方法帮助当时的君主整理国政,作他们的参谋。这就是法治。当时现实政治和各方面的趋势是变古——尊君权,禁私学,重富豪。法术之士便拥护这种趋势,加以理论化。

  战国末期,一般人渐渐感着统一思想的需要,秦相吕不韦便是作这种尝试的第一个人。他教许多门客合撰了一部《吕氏春秋》。现在所传的诸子书,大概都是汉人整理编定的;他们大概是将同一学派的各篇编辑起来,题为某子。所以都不是有系统的著作。

  《吕氏春秋》却不然,它是第一部完整的书。吕不韦所以编这部书,就是想化零为整,集合众长,统一思想。他的基调却是道家。秦始皇统一天下,李斯为相,实行统一思想。

  他烧书,禁天下藏“《诗》《书》百家语”(《史记·秦始皇本纪》)。但时机到底还未成熟,而秦不久也就亡了,李斯是失败了。所以汉初诸子学依然很盛。

  到了汉武帝的时候,淮南王刘安仿效吕不韦的故智,教门客编了一部《淮南子》,也以道家为基调,也想来统一思想。但成功的不是他,是董仲舒。

  董仲舒向武帝建议:“六经和孔子的学说以外,各家一概禁止。邪说息了,秩序才可统一,标准才可分明,人民才知道他们应走的路。”(原文见《汉书·董仲舒传》)武帝采纳了他的话。

  从此,帝王用功名利禄提倡他们所定的儒学,儒学统于一尊;春秋战国时代言论思想极端自由的空气便消灭了。

  这时候政治上既开了从来未有的大局面,社会和经济各方面的变动也渐渐凝成了新秩序,思想渐归于统一,也是自然的趋势。

  在这新秩序里,农民还占着大多数,宗法社会还保留着,旧时的礼教与制度一部分还可适用,不过民众化了罢了。另一方面,要创立政治上社会上各种新制度,也得参考旧的。这里便非用儒者不可了。

  儒者通晓以前的典籍,熟悉以前的制度,而又能够加以理想化,理论化,使那些东西秩然有序,粲然可观。别家虽也有政治社会学说,却无具体的办法,就是有,也不完备,赶不上儒家;在这建设时代,自然不能和儒学争胜。儒学的独尊,也是当然的。

(责任编辑:梦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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