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搁笔的沈从文先生一个作家身上的时代伤痕

发布日期:2018年08月27日   文章来源:经济观察报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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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8年12月北京解放前夕,沈从文的心情已是“三分安慰,七分忧虑。”“左翼文学”主将郭沫若在《斥反动文艺》里点名批判沈从文是反动“桃红”作家,批判他的文艺观点。数月之后,在批判和围剿的风潮中神经几乎崩溃的沈从文,用握笔写作的手伸到居室的电线插头。14岁的儿子沈龙朱发现父亲的反常,慌乱中拔掉电源把父亲蹬开。然而这并未能终止沈从文辞别尘世的执念,几天后他又找到一把保险刀片,割破手腕的动脉。在沈家做客的张中和经过沈从文所在的房间。听见房内有呻吟声,张中和推门推不开,破窗而入,用刀片划破手腕动脉的沈从文已处于昏迷状态。

  由美国学者金介甫所著《他从凤凰来:沈从文传》(以下简称《沈从文传》)记录了这个细节。

  最先的职业作家

  “人近中年,情绪凝固,又因情绪内向,缺乏适应能力,用笔方式,二十年三十年统统由一个’思’字出发,此时却必须用’信’字起步,或不容易扭转。过不多久,即未被迫搁笔,亦终得把笔搁下。”1949年元月沈从文写道。此语仿佛谶言,预示他后半生的逆旅。“独立”意为不盲从权力,不跟随庸众。不被规则拘囿,不受习俗限制,以个人立场存在于世,坚持发出的是个人的声音,表现个人体验,呈示个人对世间的观察和体悟。这在中国现代作家群体是罕有的。诞生于民国时代的文人多以家国情怀为己任,也多被民族共业所裹挟。作家的思想当然也会受到影响,然而考察沈从文的写作史,多是基于个人经验和独立倾向的书写。无论是在湘西凤凰时代的创作,还是后来迁徙北京,再后来转战上海,他的作品个人化印迹鲜明。他对欧美现代主义文学的涉猎,对《圣经》的研习,加之他本有的湘西凤凰乡土基因,形成他独特的写作文本和异质的价值谱系,在现代中国文学版图上风格独特。

  把沈从文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可与鲁迅并列的伟大作家,是金介甫在哈佛大学博士论文里的论点之一。然而后来的事实证明,此论要么删去,要么改写,不然《沈从文传》就无法出版。这样的国情显然是金介甫这样的外宾难以理解的。金介甫是最早理解沈从文写作价值的西方学者之一,作为美国最负盛名的中国问题观察家,美国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领域的泰斗费正清的弟子,金介甫受过严格的学术训练,同时开放的思想视域和不受限制的触角使他具备理性的智识判断。在1980年代初期,已经有消息说瑞典学院对沈从文的关注,据说两次进入提名程序。海外对沈从文的研究热开始出现。此时金介甫提速了他写作《沈从文传》的工作,他以外国人身份考察偏远小城湖南苗族土家族自治州凤凰县,也多次到北京访问沈从文先生。“沈跟我谈话是极有分寸的,正如我写本书下笔也非常慎重一样。”在1980年代以后,沈从文对来访者是不轻易接待的。而金介甫在1980年夏天,和沈从文单独晤谈了十二次,每次都长达三四个小时。他们曾结伴游览香山、长城、天坛。1980年冬到1981年春,金介甫在美国耶鲁大学傅汉斯教授夫妇家里,又与到美国访问的沈从文谈了六次,大都是单独晤谈。1981年夏天沈回国后,金介甫去北京时又多次到沈家做客。沈当时已是七十八岁高龄。

  价值观以及价值判断,是鉴别一部传记的意义所在。《沈从文传》视角是西方人的,评价尺度也是域外的。金介甫写道:“沈从文在政治上也不是一成不变。二十年代晚期他似乎要以彻底激进作家的姿态在文坛上崭露头角,到三十年代早期他就转变方向,成为不写政治的作家。在四十年代后期,虽然他在意识形态上同某些共产党作家的关系紧张,他的政治观点却依然明确无误地又属于左派。沈从文反对门户之见,因为他不参加任何组织。他反对每个流派,然而他同任何流派并无深仇大恨。”

  个人精神的锻造

  1925年7月沈从文来到香山。香山位于北京郊外的西山,他被安置在一座寺庙门楼的小屋里,正好与湖南籍的实业家熊希龄的双清别墅公馆为邻。双清别墅是乾隆皇帝留住过的地方。熊希龄在香山静宜园成立香山慈幼院,以培育人才。熊希龄常常在晚上同沈一起谈时事,哲学等话题。

  初到北京的一年里,沈从文写了不少作品向各处投稿,这些稿件大都被编辑扔进字纸篓。有一件他常说起的孙伏园的掌故。孙伏园1920年至1923年是《晨报副刊》的主编,他在编辑部一次会上搬出一大摞沈从文的未用稿件,把它拉成一长段,摊开后说,这是某某大作家的作品,说完后扭成一团,扔进了纸篓。当时报馆不愿花邮费退稿,而沈从文没有功夫多抄一份留底,所以估计他早期作品大约三分之一都是这样被扔掉的。

  北京作为历史名城给了沈从文精神上的支持,这是湘西之后重要的人生经历,也再度塑造了沈从文的个人精神。他浸润于城市的历史和文化遗迹,迷恋“过去600年间两个朝代古典文化的博物馆”,在沈来京时住的会馆西边,是有名的文物之街琉璃厂。向东走约二十分钟,可到前门大街,当时北京的繁华闹市,一切还保留明清600年的市容规模,各个铺子门前柜台大都各具特征。

  除了北京的风貌和文化氛围。北京的人文圈子对沈从文也形成影响。这段时期结交的朋友中,胡也频、丁玲夫妇超过了知己的范畴。他们在1925年结识,此后五年间,三个人成了意气相投的伙伴。沈从文对丁玲还怀有过柏拉图式恋情,他为丁玲写过情诗。彼时他们野心勃勃要打进中国文坛。然而三人全是渴望升大学而都失败的人,因而说得上是同病相怜。三个人在香山度过的日子艰难困苦,到冬天生不起煤炉,后来有了煤炉又买不起煤。然而艰难困苦并没影响他们求学的热忱,其时三人都从香山跑到北京大学当旁听生。

  沈从文在北京大学周围找到了自由,也找到了京城的人文气息。北京大学在蔡元培主持时,学子可以自由去大学旁听。沈从文和丁玲、胡也频都在日文班听课,三人当时都梦想去日本留学。他们还听过保皇派大师辜鸿铭讲课,学校的讲义谁都能买来互相传看。北京当时穷学生到处皆是,人们在街上见到衣衫褴褛的人一点也不奇怪,该付房租不用愁,很容易向房主人托词缓交。这些都是老北京的习惯。沈从文回忆起五四运动时期北京学生生活来,还无限激动。他认为北京继承了中国古代那种地道的、非商业性的伦理道德。

  北京生活给予沈从文的是精神的更新,他触摸到一个绚丽的人文光谱。

  新文化运动中的骁将和明星都出现在这光谱中。蔡元培、胡适、闻一多、徐志摩、梁实秋、巴金、施蛰存,邵洵美等纷纷进入他的人际关系图。然而很快这个文化圈也出现分野。超过知己的朋友胡也频与丁玲转入政治斗争,作为左翼文学潮流的参与者,他们投笔从戎,献身革命事业。

  保持内心生活的完整

  《沈从文传》可构成一部作家的命运之书,在更为开放的语境之下,经由西方人的视角写出来的传记。本书叙述和刻画的人物除了沈从文,还有与他产生重要影响的繁多人物,他们是现代中国炫目的文化人物,本书也是中国现代作家的群像,是新文化的命运史。在金介甫写作《沈从文传》的1986年,沈从文仍然在研究中国历史,1983年的一场中风已使他半身瘫痪,只能通过口授,由沈夫人张兆和代笔与金介甫通信。“我认为沈对年代日期的记忆是不可靠的,讲起他的家庭往事的某些方面更令人怀疑是否并非遗忘所致。但是个别和孤立的疏漏并不影响他作为自传或者他传作者的可靠性。直到1981年,他回忆三四十年代的往事仍然非常清楚扎实,无懈可击。”

  沈从文表现出来的对时局的疏离,沈的友人丁西林和张奚若请他申请加入共产党时,沈从文说他“没兴趣”。沈参加过一次文代会期间,毛泽东和周恩来曾请十二位作家会晤,想打打气要他们多写。两人都要沈从文重新执笔。沈在1961年的确尝试过一次。他和十八位青年作家登上革命圣地井冈山,打算住它三年,写自己妻子家中一位共产党烈士(张璋)的长篇小说。住了三个月,没有写出来,也没办法写出来,后来就下山。

  1951年沈从文离开北京大学,调到中国历史博物馆任职,单位在故宫门前给了他一间小小办公室。此后好多年,他的工作只是为博物馆的陈列品贴标签,接待公众参观。这是一个转折点,沈从文以冷静旁观的态度来看待中国巨大的社会变革。在与世无争之后,沈从文得以保持内心生活的完整。此时文人的清高和骄傲感已经远离内心。

  沈从文1966年起就编写的著作《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接近完成时,他又被送到“五七”干校接受改造。在“五七”干校待了三年之后,沈回到北京,单位分配给他一间房,面积只有双人床的一倍多一点。他把半个屋用来摆书。1977年夫人张兆和下放返京,因为住房狭窄夫妻两人只有分居生活,沈从文每天得走一里多路去张兆和处取回给他做好的饭菜。

  1978年,沈从文离开历史博物馆,在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乔木的推荐下,沈从文调到新建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任研究员。他组建了一个研究古代服饰的研究室,在北京西北郊的友谊宾馆租用两个套房做临时工作室。某天傍晚沈从文在宾馆院内散步,偶遇落难后回京也住在友谊宾馆的丁玲夫妇。

  1983年4月,沈从文再发脑溢血症状,住进北京首都医院治疗,然而左侧偏瘫。1985年5月,记者萧离上书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反映沈从文的健康、工作和生活情况,同年中共中央组织部发文社科院,沈从文定为正部级研究员,享受正部级待遇。

(责任编辑:梦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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