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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德宗这位“贪钱皇帝”到底是如何炼成的

发布日期:2018年12月03日   文章来源:草根也说历史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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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元783年8月,大唐帝国的第九位皇帝唐德宗在位期间,发生了一起令后人瞠目结舌的奇异战事。

 

  ▲唐德宗像

  这一年,淮西节度使李希烈起兵反叛,而唐德宗派去平叛的大将哥舒曜却出师不利,被李希烈困在襄阳,形势岌岌可危。

  此时,中央直属的神策军主力正在北方作战。手中无兵可用的唐德宗只得派泾原(今甘肃、宁夏一带)节度使姚令言出兵救援。

  然而,这支泾原军在行至长安附近时,居然转了向,直扑长安而来。猝不及防的唐德宗只得仓皇出逃。在出逃时,他身边除了一百多名亲眷和宦官之外,只有四百多护卫跟随,称得上是狼狈之极。

  这一事件,就是唐朝历史上著名的“泾原兵变”。

  值得一提的是,整个唐朝历史上,皇帝逃离首都避祸的事件一共发生过三次。这三次事件,唐德宗都赶上了,也实在是倒霉到家了。

  话说回来,一次简单的军事行动为什么会激化成兵变呢?原因相当简单——皇帝没钱。

  作为堂堂大唐帝国的最高统治者,唐德宗居然混的如此惨,实在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然而,当我们仔细分析这场兵变的来龙去脉后便能发现——唐德宗有此一难,基本是自作自受。

  革新之主

  平心而论,无论从个人能力和心胸抱负上,唐德宗起初的确可以当得起“英明强干”四个字。

  唐德宗李适出生于天宝元年(公元742年)。14岁时,著名的“安史之乱”爆发,他与自己的曾祖父唐玄宗等一起逃出长安,虽然一路上经历了不少苦难,但年轻的李适却因此得到了难得的磨砺和锻炼。

 

  ▲唐玄宗 安史之乱的始作俑者

  20岁时,年轻的李适就被任命为天下兵马元帅,在平定“安史之乱”中取得了不少功绩。叛乱平息后,他得到了“画像凌烟阁”的殊荣,成为了有唐一代的诸多名将之一,也是其中极少数的皇族成员。

 

  ▲凌烟阁上的高士廉画像

  公元779年,唐德宗即位,年号建中。在即位之初,唐德宗雄心勃勃,以扭转唐王朝的颓势为己任,也的确做了许多有益之事。据《旧唐书》记载,唐德宗力行节俭,在即位的前一个月里,就免除了各地进贡皇室的多种玩物和特产;在困扰唐朝的宦官问题上,唐德宗行雷霆之法,对贪腐的宦官严惩不贷;他还实施了著名的“两税法”,使朝廷得到了较为稳定的财政收入......

  可以说,唐德宗即位的最初几年里,他还是保持了一个明君的形象的。如果能够继续平稳的发展下去,那么,唐朝的中兴也许就会进一步提前了。

  然而,泾原之变的爆发,让唐德宗之前的努力成为了泡影。因为在他的中兴之路上,盘踞着无数巨大的阴影——藩镇。

  帝国的肿瘤

  藩镇,原本只是为了防御外族入侵而设立的,规模只在几百人上下。玄宗时期,唐朝与外族的交战更加频繁,为了确保边境稳定,唐玄宗进一步扩大藩镇规模,设立了节度使一职,并逐渐由单纯的军事指挥官演变成为集地方军、政权力于一身的“土皇帝”,并最终导致了“安史之乱”的爆发。

 

  ▲安史之乱示意图

  在唐玄宗年间,节度使原本只有十位。但在平乱期间,为了防止叛军坐大,朝廷不得已在内地也开始建立藩镇、任命节度使,最多时,各地节度使的数量接近五十名。这些藩镇占据了唐王朝从边疆到内陆大片地区,朝廷直属的地区则日益减少。

 

  ▲唐朝中后期 藩镇数量猛增

  按照唐朝律例,唐朝的地方税收除各地州、县两级所必须的行政费用外,其余的要上交朝廷。但随着藩镇越来越多,各地税收的绝大部分都被藩镇以养兵的名义截留了下来,朝廷所得到的收入也就越来越少了。

  更为奇葩的是,虽然各地藩镇的军费都来自国家税收,但如果朝廷要跨地区调动藩镇的军队,还要额外向藩镇支付一笔高额的“出界粮”。如此一来,国库入不敷出,财政自然是捉襟见肘。

  自取其祸

  看着藩镇日渐强大,希望重振国威的唐德宗自然是心急如焚,削藩的心思也油然而生。

  建中二年,成德(今河北、山东一带)节度使李宝臣去世,按照以往的惯例,朝廷会按照前任的要求任命新的节度使,实际上将节度使这一职位变成了世袭制。

  然而在有意削藩的唐德宗看来,这是绝对不能容忍的。于是,唐德宗率先出手,打破了这一惯例——拒绝任命李宝臣的儿子李惟岳继任。随即,恼怒的李惟岳带领成德军,并联合魏博、淄青、山南东道三镇,起兵反叛。

 

  ▲反叛的四镇所在位置

  然而,历史的教训告诉我们,向地方割据势力动手,从来都是一个技术活,绝不可能随随便便成功。从汉朝的七国之乱到西晋的八王之乱,概莫如是。

  显然,唐德宗的历史成绩是不及格的。按照正常的套路,在自身实力不济时,应当韬光养晦、积蓄实力,在有能力致对手于死命时才能真正动手。急于求成,所带来的往往没有什么好结果。

  很快,唐德宗就尝到了苦头。在出兵平叛之前,掌管财政支出的度支使杜佑——著名诗人杜牧的祖父——前来叫苦:国库储备只够维持几个月的军费,如果想要多支撑半年,就得向长安商人借款五百万缗(一千文为一缗),您看着办吧。

  据《新唐书》记载,唐德宗初年实施两税法后,中央的全部财政收入不过九百五十万缗。想要在短时间内凑齐五百万缗,当然难于登天。

  但战端已开,就没有回旋的余地。为了支付高昂的军费,唐德宗任命户部侍郎赵赞开征新税。在赵赞的主持下,唐德宗年间臭名昭著的“货柜税”——强制借用长安钱庄里百姓的存款,最高25%、“间架税”——房产税,凡是有房屋的都要交税、“除陌钱”——商品交易税,每笔交易都要收5%的手续费——等一系列苛税新鲜出炉。

  在将民间搜刮一空后,唐德宗终于在北方勉强撑住了局面。然而,当淮西节度使反叛后,出兵的泾原节度使向他讨要“出界粮”时,唐德宗再也拿不出一分钱了。

  于是,援军变成了叛军,志在削藩的唐德宗终于还是被藩镇逐出了长安。

  讽刺的是,进入长安的叛军喊出了废除“货柜税”、“间架税”的口号,竟获得了长安居民的欢迎。剪除藩镇的手段居然被藩镇反过来利用,估计唐德宗怎么也想不到吧。

  贪钱皇帝

  这场藩镇的叛乱持续了四年,才慢慢平息下来。虽然这场叛乱不如“安史之乱”的规模巨大,但也给本就日暮西山的唐王朝以沉重的一击。而更重要的是,这场战争彻底改变了唐德宗,将一个原本可能名垂青史的中兴之主变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守财奴。

  据史书记载,逃出长安后,保卫唐德宗的士兵曾要求他发放棉衣,然而唐德宗居然连这笔钱都拿不出来,只得将宗室亲王身上的金饰拿去变卖,才补上了这个窟窿。

  在钱上吃了大亏的唐德宗痛定思痛,将原本的雄图大志都扔到了脑后——不是没钱就办不了事吗?那就拼命捞钱吧!

  于是,唐德宗转变了。他开始接受各地节度使的大量进贡,完全不在乎背后有多少百姓的血泪。他重新开始信任那些曾经被他摈弃的宦官,不但因为这些宦官在他流亡时始终跟随着他,更因为这些人在搜刮民脂民膏时更加没有底线,只要能够取悦皇帝的,这些宦官都会打起十二分的精力去实施。

  白居易的名作《卖炭翁》中所反映的宫使强买百姓货物的状况,正是这一时期宦官敛财的鲜明写照。

 

  ▲卖炭翁的形象 是当时百姓苦难的集中体现

  在宦官之外,各地官员也纷纷假借唐德宗的名义开始横征暴敛,唐德宗也完全不加限制——只要这些钱能进入国库就行。

  公元805年,在位26年的唐德宗去世,虽然他在位期间,唐王朝在对外战争中也取得了一些战果,稳固了边境局势,但后世提起他来,首先想起的还是他爱财如命的贪婪模样。

  但是客观的说,唐德宗虽然压榨民财花样百出,但就唐王朝当时千疮百孔的局面来讲,换成别人,也未必能做的比他更好。同时,唐德宗并未将钱财花在享乐之上,而是将这笔巨大的财富积存了起来。在他去世后,他的儿子仅在位一年就驾崩了,之后登上皇位的,便是有名的唐宪宗李纯。唐宪宗在位期间,大力镇压藩镇势力,多次向藩镇用兵,终于使唐玄宗以来的藩镇割据局面得以改观,中央集权重新得到加强,史称“元和中兴”。而支撑唐宪宗大量军事行动的经费,正是来源于唐德宗所聚敛的财富。

  虽然没有亲眼看见唐王朝的中兴,但唐德宗如若地下有灵,大约也能感到欣慰了吧。

(责任编辑:梦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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