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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唐代古体诗并未因律诗的兴起而没落呢

发布日期:2019年06月27日   文章来源:一往文学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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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代胡应麟在《诗薮》中提到:"三四五言,六七杂言,乐府歌行,近体绝句,靡弗备矣。"诗至唐代,彬彬大盛,几乎兼备众体。唐代诗人承接了丰厚的传统,这是唐代诗歌繁荣兴盛的必然条件,溯源古体诗,尤为渊远。古体诗与近体诗在形式上各有其特点,古体诗篇幅可长可短,格律限制不大严密,在叙述事件、刻画人物、铺排场景及生发议论上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因此不因律诗的兴起而没落。古体诗于中唐时期大放异彩,达到鼎盛,其背后有着两大原因:一是唐诗如同其他艺术一样,也生活在社会的土壤中,中唐社会动荡变化,时代的重心在古体,古体诗更适合于动荡生活的需要。元和诗坛尤多七言长篇,显示出变革时期人们萌动奋发的意气;二是古体诗体制放畅,无施不可,着重发扬了诗歌的风骨与兴寄的一面,在风骨与兴寄的主导下运用声律、文辞,产生兴象和韵味,有助于诗歌表情达意的发挥,为其他诗歌形式所不能及,它与律诗联辔齐行,共同开辟唐朝诗歌的国土。

 

  唐代古体诗有这么一个发展脉络:盛唐以前的阶段,古近各体的发展比较平衡,一方面近体诗逐步完善,另一方面是五古的复兴与歌行的演进;安史变乱前后,诗体趋向变新,杜甫对各种诗体都下过改造的功夫,总体而言,古体变革在先;再往下,元和诗坛主导体式是古诗,多反映人们变革的心声;晚唐以后,轮替的时运和内省的心理,又促成了古体的衰退和近体的独盛。

  唐代五言古诗经过长时间的摸索和酝酿,直到陈子昂提出以"汉魏变齐梁"的口号之后,才有了自己的前进方向。陈子昂初步确立了唐代五言古诗质朴、真切地记述时事与书写怀抱的传统,可参看陈子昂的《感遇》三十八首;五古至于杜甫,堂庑顿开,气象日新,杜甫不仅用这一诗体写下了前后《出塞》、"三吏三别"等遥接汉乐府精神的叙事名篇,也写出融感事、纪行、抒怀为一炉的鸿篇巨制《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元和诗人中,元稹、白居易等人接受了杜诗感讽时事的精神,韩愈、孟郊等人则推进了杜甫变革诗体的趋向,五古趋向散文化。相比之下,盛唐诗人中谨守汉魏古诗传统的一线,在唐中期显得比较冷落,勉强只找到柳宗元这样一位后劲。及于晚唐,国运沦丧,文人士大夫逃避现实,给律诗的修磨精纯提供了温床,至此,古体衰退。

 

  七言古诗在唐代一开始就是走的歌行的路子。乐府歌行是古体诗中特别的一类,我们张口就来的"初唐四杰",他们的长篇歌行最为著名。"四杰"之一的卢照邻有七言的《长安古意》,"寂寂廖寥扬子居,年年岁岁一床书。独有南山桂花发,飞来飞去袭人裾。"前面铺叙长安帝都的繁华,然而盛衰相代,唯子云安贫乐道,垂名后世,托"古意"以抒情,融隐形对比于其中,带"劝百讽一"之意,借古体诗的承载,诗人写得华丽而流动,篇幅宏大,场面壮观,表达了丰富而复杂的人生感受。在此基础之上,高适、崔颢等诗家增强骨力,配合以整饬的章法和鲜明的节奏,形成了典型的"盛唐歌行",高适的《燕歌行》可视作典范。延及元稹、白居易《长恨歌》、《琵琶行》、《连昌宫词》诸篇作品,在整饬中稍加变动,化凝重为流走,便于委婉叙说故事,曲折表现人情,比如《长恨歌》中,对唐玄宗与杨贵妃二人梦魂萦绕、生死相恋的情感进行反复渲染,"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断肠声。""夕殿萤飞思悄然,孤灯挑尽未成眠。""悠悠生死别经年,魂魄不曾来入梦。"把两人的苦恋之情写到极致。与此同时,李白、岑参等人化整为散,破偶为奇,以恣纵的笔意,写激荡的感情,是唐人歌行体的变调。李白的《蜀道难》《远别离》《梦游天姥吟留别》等作品就是这一诗体的代表。这种变调与有律化的传统歌行体不同,称为"不入律的古风"。另一类乐府诗,由于唐代旧乐失传,它便脱离了合乐原则,不受古题乐府的限制,李白的《将进酒》、《梁甫吟》保持了乐府民歌朴挚风格,杜甫有《丽人行》《悲陈陶》等诗作,为诗歌反映时事开辟了广阔的道路。同时代的李贺则喜欢立新题以咏古事,如他的《金铜仙人辞汉歌》,在唐人乐府中就别是一体。

(责任编辑:瑾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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