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理群悼王富仁:“知我者”走了,我还活着

导语

现在,富仁走了,我还活着。我早就说过,活着就是为了最后完成和完善自己,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坚守鲁迅的精神与文化。现在,这又成了“幸存者的责任”。我还会这样继续走下去,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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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理群悼王富仁:“知我者”走了,我还活着

  中国有古语说“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也常听人说千古知音最难觅,人生难得一知己,而对那些执着的生命体验者而言,坚挺在历史和现实面前,所有的人生感叹都非轻松,都负有生命之重。

  钱理群一直说王富仁是“知我者”,语出沉重。他们都是汉语学术界举足轻重的学者,于社会大变迁中相识相知。

  在风云突变的1976年,逝世四十年的鲁迅走向了“神坛”,人物形象随即经历了跌宕起伏的转变,但原来被神化的鲁迅也好,后来被虚化的鲁迅也罢,都非鲁迅本身。那时起,钱理群便和这位“知我者”共同致力于“回到鲁迅”,揭下鲁迅被附加的符号,回归到一个纯粹的思想家和文学家身上,继而坚守他,还有他的文化精神。

  他们的坚守受到过质疑,但并不孤独,一路走来,在思想上“彼此搀扶”。只是到了2017年5月2日,搀扶者突然少了一位。这一天,王富仁因病去世,享年76岁。

  王富仁(1941—2017),山东高唐县人,1984年毕业于北师大获文学博士学位,是中国现代文学专业的第一位博士。他的博士论文《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将鲁迅从革命叙事中拉回思想和文学领域,影响了中国接下来四十年的鲁迅研究。生前在北师大、汕头大学等高校执教。

  钱理群,1939年生于重庆,祖籍浙江杭州,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鲁迅、周作人研究与现代知识分子精神史研究,被认为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最有影响力的人文学者之一。他以对20世纪中国思想、文学和社会的精深研究而得到思想界的尊重。

  “富仁走了,我还活着……活着就是为了最后完成和完善自己,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坚守鲁迅的精神与文化。现在,这又成了‘幸存者的责任’。我还会这样继续走下去,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钱理群先生用了两天来撰文回忆他们的过往,从学术评价体制、教育改革到鲁迅研究,有共同影响过潮流的努力,有各自面临过的艰难,但几十年里始终双方知心、相互支撑。现在,王富仁走了,于钱理群而言是一位“知我者”走了。

  相识相知 “回到鲁迅”

  我们生活在一个分裂的时代,人与人之间进行思想的交流与讨论越来越困难,可以毫不提防、毫无顾忌地倾心交谈的朋友越来越少。我因此经常吟诵古人的两句诗,并以此命名我的两本书:“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但“知我者”还是有的,富仁即是其中重要的一位。我和他,交往并不密切,特别是他远去汕头以后,两个人的独立性都很强;但我们却彼此心相通,互为知己。可以说发生什么事,富仁会如何反应,不用问我都可以想见;富仁对我也是如此。记得去年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我到医院去看他,一坐下来,就谈开了,谈得很随意,也很尽兴,心里说不出的畅快。最后告别,真有些依依不舍。

  我和富仁是同代人,不仅是因为我们年龄相当,我只比他大两岁,更因为我们都是文革结束后第一届研究生,可以说我们是同时出现,更以相近的姿态,展现在鲁迅研究和现代文学研究学术界的。富仁的博士论文《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一炮打响,迅速得到学术界的承认,在我们这一代鲁迅研究者看来,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富仁也就成为新一代鲁迅研究、现代文学研究者中的一个标帜性人物。

 

  旧版新版

 

  《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

  作者:王富仁

  版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

  富仁这篇博士论文的主要追求,如冲破将鲁迅研究与现代文学研究纳入政治革命的既定研究模式,努力揭示作为思想家与文学家统一的鲁迅的独特性,即“回到鲁迅”,同时又更关注鲁迅思想的独立创造性,并以鲁迅思想作为新时期思想启蒙运动的重要资源的高度自觉:这些,都是八十年代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中青年鲁迅研究者的共同追求,实际上形成了鲁迅研究、现代文学研究的新学派。

  这样,我们的学术研究从一开始就成为八十年代思想解放、思想启蒙运动的有机组成部分,富仁和我们的研究成果,一经发表,立即在社会上,特别是青年一代中,得到热烈的回响,其影响远远超过了学术界。

  那时候,富仁在北师大讲鲁迅,我在北大讲鲁迅,还有很多朋友在其他高校讲鲁迅,我们都是把自己的教师使命、也是研究者的使命,定位为“作沟通鲁迅与当代青年的桥梁”,于是就有了我后来在回忆中所说的“‘我——学生——鲁迅’之间的精神的共鸣,生命的交融,那样的心心相印的课堂气氛,只有那个时代才会有,此后就很难重现了。”

  这或许有八十年代的特定时代的特殊性,确实很难重现;但在我看来,其内在的精神,即学术研究的生命特质,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以及研究成果的接受者读者之间的“生命的交融”,是具有普遍性的,至少是构成了学术研究的一个派别,我称为“生命学派”的基本特征。而富仁正是这一学派的开创者、最重要的代表之一。

 

  鲁迅中年照。

  学研维艰“鲁迅运交华盖,突然变得不合时宜。”

  但我们的成长也并非一帆风顺。富仁的博士论文具有显然的挑战性,在得到广泛好评的同时,也引起一些学术同行的反感,他们就借助于政治的力量,对富仁进行“革命大批判”。而我们当时都认为,对富仁的批判,实际上是对我们这一代人的批判。富仁在生前最后一次接受采访时说,他因此卷入了政治斗争的漩涡之中,这是他所不愿意的(如北大中文系的《唁电》所说,富仁是鲁迅说的“精神界的战士”,与实际政治斗争既有联系,又是有一定距离的),但这也是他参与开创的生命学派的学者的共同宿命:他们的研究所具有的现实感与批判性,注定了只能作为“异类”存在,并不断被“特别关照”。

  而且到了九十年代,我们这样的具有浓郁的启蒙主义色彩的研究,就遇到了更大的挑战。这是由多方面的因素决定的。首先是我们自己的反省与反思。这是对八十年代启蒙主义思潮,也包括五四启蒙主义的反思,同时也提出了重新研究鲁迅与五四启蒙主义的复杂关系(其内在相通与超越)的全新课题。而我们更要面对的现实却是:“鲁迅运交华盖,突然变得不合时宜”。

  我在2005年的一篇公开演讲里,有这样的描述:“风行一时的新保守主义者反省激进主义,把‘五四’视为导致文化大革命的罪恶源头,鲁迅的启蒙主义变成专制主义的代名词。悄然兴起的国学风里,民族主义者,还有新儒学的大师们,鼓吹新的中国中心论,自然以鲁迅为断裂传统的罪魁祸首。号称后起之秀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后现代主义者,视理性为罪恶,以知识为权力的同谋,用世俗消解理想,告别鲁迅就是必然的结论。

 

  《中国文化的守夜人——鲁迅》

  作者:王富仁

  版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3月

  用后殖民主义的眼光看鲁迅那一代人,他们改造国民性的思想,鲁迅对阿Q的批判不过是西方霸权主义的文化扩张的附和。自由主义鼓吹‘宽容’,炫耀‘绅士风度’,对‘不宽容’的‘心胸狭隘’的鲁迅,自然不能宽容,他被宣判为极权统治的合谋。还有自称‘新生代’的作家,也迫不急待地要‘搬开’鲁迅这块‘老骨头’,以开创‘文学的新纪元’”。

  坚守界限“都在否定启蒙主义,你我即使明知其有问题也得坚持啊!”

  我总结说:“这是一个饶有兴味的思想文化现象:在90年代的中国文坛学界,轮番走过各式各样的‘主义’的鼓吹者,而且几乎是毫无例外地要以‘批判鲁迅’为自己开路”(《“鲁迅”的“现在价值”》,收《中国现代文学史论》)。面对远比八十年代单纯的启蒙主义要复杂得多的九十年代的政治、思想、文化生态,我感到了极度的困惑:一方面,我自身思想的发展由八十年代的单一启蒙主义进入“对历史、现实和自身的全面反思、反省”的怀疑主义。

 

  《中国现代文学史论》

  作者:钱理群

  版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9月

  收入《“鲁迅”的“现在价值”》一文,钱理群提出上世纪末的文坛和学界都以“批判鲁迅”为自己开路。

  因此,对启蒙主义也有许多质疑;另一方面,我又必须与那些从形形色色的其他思潮出发,对鲁迅和启蒙主义全盘否定的虚无主义思潮划清界限。

  虽然我最终在鲁迅这里吸取了资源,强调“双重怀疑”:“对启蒙主义的怀疑,以及对‘启蒙主义怀疑’的怀疑”;但我还是陷入了犹豫不决的困境。这时候,是富仁以他所特有的坚定给了我当头棒喝。记得是1994年,我和富仁一起应邀到韩国进行学术交流,我一路都讲一个题目:《中国知识者的“想”“说”“写”的困惑》,这是我这一时期的怀疑主义思想的代表作。富仁听了以后,在我们两人单独相处时,即毫不含糊地、诚恳地对我说:“你的质疑固然有道理,你也没有根本否定启蒙主义;但现在大家都在否定启蒙主义,你我两人即使明知其有问题也得坚持啊!”

 

  《一路走来·钱理群自述》

  作者:钱理群

  版本:河南文艺出版社2016年7月

  钱理群在《1981—2015年纪事》一篇讲诉了他和王富仁在韩国进行学术交流时的交谈。

  我听了大为感动,这是提醒,更是相互激励。无论如何,在当代中国,必须坚持启蒙主义,即使只剩下富仁和我,我们都要坚守:这是时代、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就在这刹那间,我觉得自己与富仁真正相识相知了,富仁这番“掏心窝子的话”从此成为我生命中的永恒记忆。

  异化压力 突围束缚,“全靠鲁迅对我们的影响和启示”

  而且我们还要共同面对学院学术的压力。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大学里的学术在“重建学术规范”的旗帜下,日趋专业化与技术化。这本身自有其必然性和积极意义,但这样的学院规范发展到极端以后,就对富仁和我这样的多少保留民间野性的学者,形成一种“理所当然”的否定:我们有主观生命投入的研究,被视为对“学术客观性”的冒犯;我们学术论述中很少引述西方时髦理论,以证明其正确性,我们自身的学术价值也变得可疑。

  富仁和我,就这样成了学院派学者中的“不守规矩者”和“异己者”。坦白地说,我们自己对此虽感不快却并不在意(富仁性格比我刚烈,抗压力更强);真正让我们感到纠结的,是当我们都当上教授、研究生导师,事实上被学院承认和接受以后,却感到了学院体制的束缚。

  我在1997年写的《我想骂人》的文章里就这样写道:“我担心与世隔绝的宁静、有必要与无必要的种种学术规范会窒息了我的生命活力与学术创造力和想象力,导致自我生命与学术的平庸与萎缩;我还忧虑于宁静生活的惰性会磨钝了我的思想与学术的锋芒,使我最终丧失了视为生命的知识分子的批判功能;我更警戒、恐惧于学者的地位与权威会使我自觉、不自觉地落入权力的网络,成为知识的压迫者与政治压迫的合谋与附庸”。

  应该说,这样的收编与自身异化的危险,在九十年代中后期就已经是中国知识分子面临的最大陷阱;富仁和我是较早意识到这样的危险,并自觉试图挣脱而出的学者,这全靠鲁迅对我们的影响和启示。

  我在文章最后就是这样说的:“我内心深处,时时响起一种生命的呼唤:像鲁迅那样,冲出这宁静的院墙,‘站在沙漠上,看看飞沙走石。乐则大笑,悲则大叫,愤则大骂,即使被沙砾打得遍身粗糙,头破血流’也在所不惜”。这是一个自我选择的重大调整:从单纯的学院学者,转而追求“学者与精神界战士”的结合,也就是立足于学术研究(富仁和我都始终强调,我们都属于学院知识分子),加强对现实的介入,因而强化学术研究的批判力度,同时追求更接近知识分子本性的“独立、自由、批判、创造”的精神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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