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欧美为何热衷绥靖德国 却不愿绥靖日本

导语

在9月底召开的慕尼黑会议上,绥靖政策登峰造极。就在张伯伦首相回国后欢天喜地地挥舞他和希特勒的一纸协定时,罗斯福总统发来贺电,表达了对战争得65以避免的快慰。副国务卿萨姆纳·威尔斯宣布,实现“一个建立在正义与法律之上的世界新秩序”的希望,从没像今天这样大。他们不是在自欺欺人,而是在表达一种普遍的情绪,即可以通过将德国(和意大利)重新纳入新的现状来稳定国际局势。这和回归凡尔赛体系不是一回事:承认中欧的领土变动,就等于接受了体系受到侵蚀的事实。但是,英法德意达成基本谅解并有美国支持的欧洲事务机制,保留了凡尔赛体系的一个基本方面。当务之急,是就经济和军备问题取得一致,使其恢复更多活力。然而,此事未及筹措,希特勒就吞并了捷克斯洛伐克的余部,表示他对这项合作事业不屑一顾。

1938年欧美为何热衷绥靖德国 却不愿绥靖日本

  核心提示:欧战的爆发有深远的世界性影响。它不仅表明绥靖政策失败了,还意味着统一战线和反共产国际协定的终止。

   

  1938年9月30日凌晨,希特勒俯身签署《慕尼黑协定》。他身后,墨索里尼(右)正在与德国空军元帅赫尔曼·戈林(左)交谈

  摘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亚洲及太平洋的起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本文已获出版社授权

  东亚新秩序

  在9月底召开的慕尼黑会议上,绥靖政策登峰造极。就在张伯伦首相回国后欢天喜地地挥舞他和希特勒的一纸协定时,罗斯福总统发来贺电,表达了对战争得65以避免的快慰。副国务卿萨姆纳·威尔斯宣布,实现“一个建立在正义与法律之上的世界新秩序”的希望,从没像今天这样大。他们不是在自欺欺人,而是在表达一种普遍的情绪,即可以通过将德国(和意大利)重新纳入新的现状来稳定国际局势。这和回归凡尔赛体系不是一回事:承认中欧的领土变动,就等于接受了体系受到侵蚀的事实。但是,英法德意达成基本谅解并有美国支持的欧洲事务机制,保留了凡尔赛体系的一个基本方面。当务之急,是就经济和军备问题取得一致,使其恢复更多活力。然而,此事未及筹措,希特勒就吞并了捷克斯洛伐克的余部,表示他对这项合作事业不屑一顾。

  与此同时,多少挺过了中欧的危机后,民主国家接下来本该着手亚太事务了。可是,没有和欧洲绥靖相应的亚洲绥靖,也没有堪比慕尼黑会议的事情发生。造成这一反差的原因,并不像乍看上去那么简单。毕竟,英国、法国,甚至美国,对再次爆发欧洲战争感到忧惧,同时还得做好战争准备,也就不欲在亚洲激起严重危机。日本人正在大陆上扩大战争,如需外部压力予以制止,自非正在施压的苏联莫属。西方民主国家也许认定,诱使日本通过谈判结束对华战争正当其时。如不能在亚洲达成某种国际协定,单凭慕尼黑会议恐怕不能保证世界的稳定,毕竟,凡尔赛体系由华盛顿体系而得补济,以至于其韧度系于后者的遭际。

  在那次运命攸关的会议之后,无论是伦敦还是华盛顿,都对亚洲“慕尼黑”没有太大兴趣,从中可看出它们的若干基本假定。第一,西方政府或许认为,和欧洲的绥靖相比,亚洲绥靖的把握要小得多。第二,与第一点相关的一个不言而喻的假定不外是,中国和奥地利及捷克斯洛伐克不是一回事。日本不可能像德国那样诉诸种族合并的理由。日本的军事行动是再明显不过的侵略。第三,与此同时,民主国家或许认为,亚洲的战争发展为世界大战的可能,比不上希特勒的复仇主义所引发的欧洲危机。第四,他们或许推断,和遏制德国的扩张主义相比,苏联在遏制日本人上会更成功些,因此,亚洲的绥靖战略必须将苏联纳为主要参与者;但后者还抱着统一战线政策,此时肯定会激烈抵制对法西斯国家的任何绥靖。事实上,慕尼黑会议给斯大林留下的印象是,西方企图安抚德国,这将软化它们对希特勒保持强硬立场的决心。苏联领袖将适时向希特勒本人要求达成谅解,以对形势变化做出反应。但这是后话,苏联当时对欧洲国际和解的坚决反对,决定了它将同样反对亚洲的“慕尼黑”。

  由于上述原因的共同作用,1938年年末时,西方缺乏绥靖日本的积极性。但欧洲和亚洲还有一个重要区别,那就是美国介入后一地区的条件更加成熟。民意调查显示,美国民众对中日之战表明态度的意愿,要比对当时的任何欧洲问题强烈得多。在同情中国的人占压倒多数(始终达受访者的四分之三以上)的情况下,罗斯福政府即便想那么做,也会发现要和日本达成某种协议事实上是不可能的,除非协议包含日本撤出中国的内容,而这是不现实的。此外,公众正对报纸杂志开始大肆报道的一件事情感到担忧,即美国的对日贸易,尤其是武器出口正在增长。人们马上可由此推知,美国正向日本输运弹药,供后者对付中国人。日本对美国废铁和钢材的倚赖尤其引人注目,这些东西极易被想象为正在变成坦克和飞机,用之于中国。披露出的内容是骇人听闻的,阻止向日本运送原料、武器的运动开始在全美发起。这个运动甚至得到了某些孤立主义者的支持,比如参议员杰拉德·P.奈和乔治·W.诺里斯,这和他们面对欧洲问题时的那种远为谨慎和尖刻的态度,适成强烈对比。运动的结果之一,是“美国不参与日本侵略委员会”的成立。该组织的名誉主席由前国务卿亨利·L.史汀生出任,它将有意公开谴责日本的军事行动,并要求以战争物资禁运这样的制裁惩罚日本的个人和团体串联在了一起。迫于这些压力,罗斯福政府肯定无法谋求亚洲的“慕尼黑”。

  在此情势下,可行的亚洲绥靖只能是日本和西方大国一道建立稳定的亚洲秩序,这个秩序以战前状态为基础,包括尊重中国的领土完整和门户开放政策。换言之,正如一些西方人想象慕尼黑会议使德国重新融入了一个复活——尽管经历了修正——的凡尔赛体系,67亚洲的绥靖意味着重建华盛顿条约体系。确实,列强或许可以暂不考虑中国东北,但至少它们会坚持恢复1937年7月之前的局面。再者,至少在原则上,日本必须接受经济国际主义的概念。

  形势如此,要回到1937年之前的局面无异于痴人说梦。新的近卫—有田组合明白,日本要么只好继续打下去,要么就请他国调停。但后者必然要求日本做出重大让步,而前者则需更多地消耗国家资源,从而有碍备战苏联。困境之中,东京政府的对策是重要的两步棋:第一,它发出东亚新秩序的宣言,首次明确承认日本摒弃华盛顿条约体系。第二,它继续为建立反苏军事同盟而和柏林谈判。这两步棋都是为了按日本的意愿结束对华战争,同时防止日本在世界上遭到孤立。结果,两个目标都落空了。

   

  一位美国水手查尔斯.李.恩斯明格被国旗覆盖的棺材,正在从登陆艇被升起到巡洋舰奥古斯塔号的甲板上。恩斯明格是12月12日日本飞机轰炸停泊在扬子江上的小炮艇“帕奈号”时遇难的三个美国人之一(LIFE,12月27日)

  中日之战开始造成日美关系的严重危机,这比美德关系令人不安的状态更加显著。诚然,太平洋两岸的紧张关系已经存在了相当长的时间,还在1937年12月的“帕奈号”事件后有所加剧,但正是从1938年秋起,亚洲大陆上的战争和日美关系的跌宕起落变得紧密相关。无论有意无意,美国的官员们正在得出结论,欧洲绥靖的圆满成功,会在其他地方产生有害影响。不仅日本将因德国的成功而壮了胆色,而且英国的威望和地位也被认为蒙受了损害,这对其在亚洲的权势有严重影响。现在,为保持大陆上脆弱的平衡,英国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专注于欧洲问题,几乎没有时间和决心来维护更远东地区的现状。这将美国推到了除苏联之外唯一能约束日本的大国的位置上。苏联人可在北方发挥自己的作用,但随着对华战争蔓延至广东地区,在亚洲余部卫护西方利益的责任就落在了美国肩上。近卫和有田的声明发表时,华盛顿的官员们正好在重申立场,这就给了他们措辞强硬地予以反击的机会。国务院强烈谴责“新秩序”照会为“专横、不义和非法”,驳斥日本有单方面“替天行道”(agent of destiny)和建立新秩序的权利。相反,美国遵守将惠泽包括日本在内的所有国家的门户开放和多边经济关系原则。换言之,美国想要日本重返华盛顿会议框架,而非信奉单边主义和日本特殊论这样截然相反的理念。

  大约就在此时,华盛顿的某些要员开始计议制裁日本的具体措施。他们考虑的是施加经济压力,而非罗斯福曾青睐的模棱两可的海军应急方案。他们对两种想法尤感兴趣:废除现行的对日通商条约和向中国提供贷款。一些官员开始敦促采用第一种想法,视之为制裁日本的有力手段。1911年的通商航海条约一直规管着两国的贸易,废除它意味着将日美贸易剥除了美国法律的保护。这将使日本对美国的进出口听凭美国摆布。在其支持者看来,既然日本已明确否定华盛顿条约,则这一手虽然严厉,但却必要。第二种建议不那么严厉:美国可以向中国提供贷款,使之能坚持抗日。财政部长亨利·摩根索成为这一选项的代言人,恳请罗斯福首期贷给中国2500万美元。“民主的未来,文明的未来”,他扬言,“正危在旦夕”。国务卿赫尔的亚洲事务助理斯坦利·K.霍贝克支持摩根索,认为“除非中国人或其他国家遏止日本人的进军,否则一定会有日美在国际政治角力场上面对面决然相敌的那一天”。越来越多的华盛顿官员认同这一见解。但对于美国现在应采取的具体行动,他们意见不一。赫尔认为这些建议都不成熟,会不必要地刺激日本,但罗斯福至少批准了贷款计划,于是首批共计数十亿美元的贷款在年底给了中国人。

  贷款数额不大,但具象征意义,明示美国有意支持中国,也即暗示要帮忙阻止日本。在英国人和法国人于慕尼黑会议之后仍疲于应付欧洲问题,而苏联为绥靖战略的影响而深感不安的时候,多半令中国人感到宽慰的是,美国人现在比早先更有意愿表明他们对日本政策的强烈反对和对中国斗争的支持。在那个关头,蒋介石和国民党急需有人表此襄助之意,因为在12月20日,国民党首脑之一的汪精卫秘密离开重庆飞往河内,在那里开始了在中国建立亲日政权的活动。

   

  1941年6月19日,汪精卫参拜日本靖国神社

  “汪精卫工作”是前述日本政策的产物,即寄望于以某种政治手段结束战争。由于蒋介石看起来不肯配合,日本的文武官员们就指望汪精卫成为最好的替代品。为说服他起而反蒋及其他同胞,日本人在11月底开出了一张诱使汪精卫叛国的条件清单。条件包括日本尊重中国的“领土完整和主权”,逐步归还在华租界并废除治外法权。作为回报,将由汪精卫建立的中国新政权承认“满洲国”独立,认同日满中联合防共及经济提携之原则。后面这些原则事实上等于侵犯了中国的主权,因为具体实施起来,就是日本在华北和内蒙古驻军,并在长江下游建立中国给予日本特权的经济区。尽管存在这些对中国权利的露骨侵犯,但汪精卫及其拥护者们判断,鉴于曾是其力量之基的广州一带的失陷,支持日本在蒋介石政权之外另立政权的建议并结束战争,方为上策。他们至少可以设法弄清日本人的意图,如果这一行动能带来尚可接受的和平协议,他们将获得“救国者”的美誉,并为对抗共产主义的目标做出贡献。

  12月22日,汪精卫飞抵河内两日后,日本政府发表了另一项声明,表达了“同新生的中国调整关系的意愿”——此新中国之人,皆与日本分忧,切盼建立东亚的新秩序。新秩序将建立在反共和经济提携72原则的基础之上。汪精卫响应声明,接受了日本的建议。他在致电重庆的蒋介石及其他首脑时解释道,打此一战,中日均感艰难,因此双方谋和正当其时。尽管美国、英国和法国一直在援助中国,但汪精卫说道,它们永远不会亲自出兵对日作战。苏联也不能单枪匹马地行动。至于德国,则乐于帮助交战双方重归于好。既然日本政府已明言奉行尊重中国独立和主权的政策,则可以与之谈判,实现停战,使中国集中力量于“国家建设”。如能克成此事,则两国即能为永久和平奠立基础,为太平洋及全世界的秩序与和平做出贡献。虽然汪精卫极其幼稚,但值得注意的是,他的鲁莽行动源于对国际形势的一种看法,这种看法似乎排除了第三方大国为助中国而直接介入的可能。在缺少这种支持的情况下,他断定值得为日本的方案赌一把。

  蒋介石对此表示强烈反对。他告诫国民,莫被日本的宣传所欺,那不过是一块遮羞布,掩藏着征服中国和全世界的野心。他将日本东亚新秩序的概念,斥为逐欧美于亚洲、建立由中“满”日组成的经济单元并奴役中国的政策。日本人所谓的将与之携手的“新中国”,实际上是丧失独立的中国,他们之力主保存东方文明,相当于抹杀中国自身的民族文化。日本有关两国共同反共的口号,同样是在中国保留驻军、控制中国政治和文化的辩辞。蒋介石再度援用“田中奏折”,又一次控诉日本意欲以征服中国为征服世界的第一步;它已经在将西方势力赶出亚洲,颠覆地区的国际秩序。在反对如斯暴虐和疯狂之举的同时,中国正在为全世界打一场正义的战争。蒋介石总结道,尽管其他大多数国家对和中国并肩作战犹豫不决,但中国甘愿为正义之战牺牲所有,并希望世界各国终能同仇敌忾,因为“德不孤,必有邻”。当时,大多数中国政治家和将军们站在蒋介石一边,认为汪精卫所为太过异想天开,是不可能起作用的。但他们也承认,许多事情还要看列强的态度。可喜的是,除了德国,没有西方国家对近卫的几次声明表示赞同,而在伦敦、华盛顿和莫斯科,官员们都在说他们的政府决不承认汪精卫靠日本人的阴谋诡计建立的中国“新”政权。在此情势下,美国宣布贷款2500万美元必定尤为受人欢迎。无论款额多么微小,这都是美国支持中国合法政府的清晰信号。之前,小额贷款曾提供给中国,换得对白银的收购,以稳定中国的财政。相比之下,新放贷款显然是军事援助,使中国人能从美国获得卡车和武器。它表明美国有意绕过中立法案来支援中国,并隐晦地谴责日本。这一立场三年不移。

  外交革命

  1939年1月4日,近卫辞去首相一职。辞职反映了他对在中国无休无止的战争以及内阁在与德结盟问题上分裂的挫败感。接替他的是平沼骐一郎,一名曾任枢密院议长的右翼政客。他是一个软弱的领导者,对国事没有坚定的见解。明知板垣和有田在与德结盟问题上抵牾严重,他仍让两人留任陆相和外相。他俩继续争吵,前者执意要采纳德国的建议,建立针对苏联和欧洲列强的同盟,后者反对这样扩大协定。显然,两种观点不可调和,但在1月19日,平沼内阁做了勉强的折中:日本和德意结成反苏同盟,但只有在保留对同盟适用性的解释自由的情况下,日本才接受同盟所针对的对象有可能包括其他国家。换言之,如果德国卷入和苏联的战争,则日本准备出兵相助,但对战争扩大至包括英法在内的情形,日本不事先承诺反应的方式。这些含糊的保证,就是有田和外务省愿意做的全部,显然,这也是德意所不能接受的。

  正当无果的会谈在柏林和罗马举行之际,欧洲的国际形势风云又起,希特勒不顾慕尼黑协定,在3月派兵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的剩余领土。这公然背离了1938年秋天欧洲各政府历尽艰辛达成的约定。对这一背叛绥靖的行为深感震惊,张伯伦首相宣称,从今往后将不再信任和绥靖希特勒,恰恰相反,在他采取进一步扩张领土的行动之前,必须制止他。为挫败希特勒的野心,各大国必须下决心承诺维持现状。因此,德国吞并整个捷克斯洛伐克后没过几天,他就宣布,英国将保证波兰的领土完整。波兰现在成了绥靖终结的象征;希特勒从不掩饰他修改德波边界的野心,他扬言这条边界是在1919年非法确立的;而张伯伦以自己政府的名誉担保要维护之。法国政府也照此行事。伦敦和巴黎还与莫斯科展开会谈,以共同作出安排,制止德国的进一步扩张。

  面对这种形势,人们或许以为美国会公开和强烈表示它对英法立场的支持,并协助其与苏联谈判以遏制德国。然而,罗斯福政府还没做好让国家卷入愈演愈烈的欧洲危机的准备。可以肯定的是,罗斯福愿意批准向法国秘密出售军用飞机,并愿为修改中立法案做好全国舆论的准备。同时,总统在1939年的春天和夏初不时会见苏联大使,但这些会谈并不意味着美国对维持欧洲现状做出坚定承诺,或者美国有兴趣和苏联携手对付德国。

  这种慎重和美国政府处理亚洲事务时的坚决形成了鲜明对照。欧洲局势越是堪忧,华盛顿政坛越想在亚洲采取强硬措施,例如对日本的贸易禁运,支援亚洲水域的英国舰队,以及废除和日本的通商条约。这一趋势坐实了之前帮助中国抵抗日本压力的立场,但在1939年,它还具有了全球性意义。美国不仅将帮助一个亚洲国家反抗另一个亚洲国家,它还将为维持国际秩序尽己之责。这是因为在中国挫败日本的野心,将阻止它进攻英法在亚洲的领地,减小其作为德国潜在盟友的价值。就此而言,欧洲绥靖的失败,暗示着美国在亚太地区更加强硬的开始。因此,毫不奇怪的是,美日关系的严重危机甚至比英德关系的公开破裂来得更早。

  华盛顿有充分理由对日本侵略和德国野心之间的关联感到关切。因为日本的领导人们开始领会到,欧洲危机将引起世界形势的“重大转折”,正如参谋本部的一名高级军官在4月时所写。他预计,德国和英美会在1941年或1942年开战,并断言日本必须做好因势利导的准备。在中国的战争也将受影响;增强国家军力以应对1941~1942年的危机,现在变得比以往更加迫切。为做到这点,必须尽速控制中国。然而,与此同时,对华战争久拖不决将消耗国家资源,以至于日本可能无法对国际形势的预期变化做出积极反应。这是一个严峻的两难,但对日本陆军而言,它清楚表明,扩大亚洲冲突是睿智的做法;对华战争不能仅仅在粉碎中国的抵抗和建立傀儡政权的情境下审视;将其视为更加重要的对苏战争的序幕也是不够的。中日之战必须被视为全球政治重大变迁的一个方面。

  尽管还是含糊不清,但这一思想显示,日本官员们正越来越对长远前景心驰神往,越来越想使解决战争的目标从属于未来权力与荣耀的幻象。这种倾向,将严重损害日本切合实际地处理眼前问题的能力。总之,在1939年春夏两季,日本军人采取的一些重大行动,使日本和其他国家的关系变得极为复杂。其中大部分行动和对华战争没有直接关系,倒是为了改善日本相对于列强的地位,以迎接国际形势的预期变化。

  苏联在亚洲强有力的军事行动,可能促使日本人为与德结盟而加倍努力。还在6月中旬的时候,德国官员就在暗示,除非日本同意接受这样的同盟(按德国的条件),否则他们将改弦更张,和苏联缔结互不侵犯条约。然而,对于德国提议的针对英法的同盟的可行性,日本官员还是意见不一。此外,有田外相拒绝相信柏林会违背反共产国际协定的精神,和苏联订立新约。由于这些原因,在柏林的谈判进展甚微,遂迫使德国官员同意和苏联签订条约。结果,这使苏联能够集结火力充足的重兵于“满”蒙边界,甚至从欧洲前线调兵。苏军在8月底转守为攻,重创日军。此事及8月23日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公布,是对日本战略的双重打击。

  好像这些还嫌不够,日本又挨了一下,这回是来自美国政府。7月26日,华盛顿照会日本,将要废除两国在1911年签订的通商航海条约。根据该条约的条款,废约将自通知之日起六个月后生效,即1940年1月。我们还记得,这一严厉手段在1938年年底就曾考虑过,以报复日本公开非难华盛顿条约,但数位官员建议慎重行事。但时至今日,在日本明目张胆地践踏英国在天津的权利,而伦敦对之逆来顺受之后,华盛顿决定,行动起来的时候到了。照会是在有田—克雷吉协定签署仅两日后发出的,这并非巧合。紧随英国威名的失坠,美国动用权力来影响日本的行为。正因79日本人乘欧洲形势之利在中国羞辱英国人,美国人决心挺身而出,不让日本在耍弄伎俩后全身而退。随着英国的威信和权势在亚洲的衰落,美国出手干预,以免对欧洲造成消极影响。换言之,对把欧洲和亚洲局势关联在一起的兴趣,英美和日本并无二致。

  1939年8月时,日本的国际地位已严重恶化。在努力了结对华战争时要避免和第三方大国节外生枝,正变得愈发困难,而乘欧洲形势之便增强日本在亚洲的势力的尝试,也未见成效。在日渐催人绝望的处境下,东京的某些人特别是板垣陆相强烈主张,冲出绝境的上上之策,就是尽快和德国结盟,哪怕接受后者的条件。这样日本至少能拥有一个可靠的盟友,否则将在世界上彻底孤立。但平沼首相还是踌躇不前,不想使日本和英美的关系变得更加复杂。就在这些首脑人物还在寻思妥善之策的时候,柏林和莫斯科签署了互不侵犯条约。

   

  1942年1月,26个国家的代表在华盛顿举行《联合国家宣言》签署仪式,其中,坐者左二为美国总统罗斯福,站者右二为苏联驻美大使马克西姆·李维诺夫,站者右九为英国外长哈里法克斯勋爵,站者右十二为中国外交部长宋子文

  该条约在8月23日签署,标志着曾经给国际形势定了性的苏联统一战线战略的逆转。它企图使世界上的所有国家反对德国、意大利和日本。后三者则一同加入了反共产国际协定。但世界还没有真的分裂为这两个阵营。尤其是,美国和英国置身苏联倡导的统一战线之外,试图绥靖法西斯国家,特别是德国。只是在1939年,一个结合了统一战线和英美主张的全球同盟似乎才有了可能:英法向波兰做出保证,苏联在诺门坎取胜,日美通商条约被废除——所有这些行动都指明了一个趋势,即在捍卫全球现状的过程中,反法西斯国家的行为比过去更加勇敢,也更加一致。在这个节骨眼上,纳粹—苏联条约公布,举世皆惊。它结束了统一战线;全世界曾拥护和为之行动的人感到被出卖了。苏联的领导层将否认他们放弃了统一战线,反而坚称,和德国的条约是一防御之举,以在帝国主义者企图怂恿德苏互斗,或牺牲后者绥靖前者的时候,保护国家安全。苏联的官员和文人们后来宣称获得了某种道德和战略上的胜利,认为此条约保存了苏联的力量,避免其虚耗于和德国强权的过早交战,从而在两年后战争真的席卷世界时,使苏联更好地拯救了自己和西方。其他国家的共产党人无奈地接受了这种磨人的理论,甚至称颂纳粹—苏联条约是世界无产阶级的胜利。但即使是他们,也无法轻易否认统一战线完蛋了,至少暂时如此。

  西方国家的政府从未太把统一战线当真,但纳粹—苏联条约仍然出乎意料。它使西方和苏联共同筹谋对付德国的希望破灭了,事实上,它似乎增加了战争爆发的机会。伦敦、巴黎和华盛顿的政府官员与新闻评论一致认为,由于已不存在苏联反击的可能,德国军队随时会长驱直入波兰。现在再想回天,已为时太晚,所以,在9月1日,当预料之事发生时,英法不假思索地以宣战回击。又一场欧洲战争开始了。

  的确,这场战争最初是一场欧洲的地区冲突,关涉中欧领土的重新调整。当时,它并不必然会将外部大国牵扯进来,或影响到世界上的其他地区,从而演变为一场全球战争。但是,在亚洲可以强烈感受到外交革命的影响。中国人和日本人都以德苏的敌对状态为处理亚洲事务的既定因素;中国人依靠苏联的帮助和全球统一战线牵制日本,而日本人正要和德国结盟对付苏联,这样可减少后者的对华援助。现在他们已放弃了这些打算。诚然,苏联的领导层向中国人保证,他们对一个独立中国的承诺仍然算数,他们将继续向后者提供武器。但对中国共产党而言,德苏条约是一枚难以下咽的苦果。尽管他们忠实地按照苏联的宣传口径解释条约,但条约对统一战线的影响令他们深感不安,毕竟,统一战线是他们联合国民党战略的基础。

  最感惊惶的大概是日本人。平沼首相在8月28日发表了著名的声明,说在欧洲出现了“令人费解的新情况”,随即辞职。这是对外交革命的坦直反应。最令人沮丧的是,日本人没有备选方案;他们的注意力完全投放在同德国谈判缔结针对苏联的同盟上。几乎在一夜之间,他们被迫回到起点从头再来,考虑到美国的态度已趋强硬,这个任务最是困难。确实,就德苏条约意味着统一战线的失败而言,这是令人高兴的;或许,苏联的对华援助将有所减少。但是,这一利好被德国对反共产国际协定精神的背叛抵消了,事实上,根据协定,条约是完全无效的。

  因此,欧战的爆发有深远的世界性影响。它不仅表明绥靖政策失败了,还意味着统一战线和反共产国际协定的终止。这三项擘画企图因应凡尔赛和华盛顿条约体系的不断销蚀,重新对国际事务做出安排。现在,这三种安排俱已不复存在,世界正进入一个无序混乱的时期。要从紊乱的状态中产生秩序,或许得再打一场世界大战。这就是为何德国入侵波兰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地区问题的原因。正相反,它极其清晰地表明,全世界缺少秩序和确定性。某种秩序是否会出现,那将是何种秩序,这些是所有国家都感兴趣的问题。不后于欧洲人和美国人,中国人和日本人也要给出自己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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