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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风智见:国本之争中的臣子与皇帝

发布日期:2015年11月05日   文章来源:凯风网   作者:李小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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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言:在人们的观念中,一提到君王,总是给人以权力至高无上的印象。而明清时期作为中国帝制时代发展的高峰,皇权也被认为是极端专制的,他们可以为所欲为、独断专行、一手遮天。相对而言,臣子则被描绘成了唯唯诺诺、惟命是从的群体形象。但是,这种对君主权力界限的认知显然不符合事实,大臣们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柔弱不堪。明清一些史实清晰地表明,胳膊是可以扭过大腿的,万历朝的国本之争就是一个典型的事例。

  在帝制时代,皇位的交接异常重要,稍有不慎,就有可能引发强烈的政治动荡,甚至大规模的军事战争。有鉴于此,一般都会早立储君,断绝人们对于皇位的觊觎。因为立储关于国脉,所以储君又被视为国本。

   

  明神宗大婚后一直无子,万历九年的一天,神宗在慈宁宫私幸了一个宫女王氏,却阴差阳错地让她有了身孕。起初,神宗死活不认,直到太后命人取出《内起居注》核实,才被迫承认。在太后的干预下,王氏被进封为恭妃,随后产下了皇长子朱常洛。但是万历与王氏云雨并非出于喜欢,而是一时性起,他真正宠爱的是德妃郑氏。万历十一年,郑氏生下皇二女,次年就进封为贵妃,万历十四年生下皇三子朱常洵后,旋即被进封为皇贵妃。这种进封速度使得“中外籍籍,疑上将立爱”,即神宗有可能撇下长子常洛而册封三子常洵为太子。但是依据“有嫡立嫡,无嫡立长”的皇位继承原则,废长立幼是有悖常理的,无法得到廷臣的认可,于是他们纷纷上疏,想让神宗尽快立常洛为太子,以免夜长梦多。

   万历十四年二月,首辅申时行首先上疏,请求早立储君,神宗批示说长子还太年幼,再过个两三年吧。神宗的敷衍引发了臣下的不安,于是户科给事中姜应麟首先上疏抗争,言辞激烈,引得神宗大怒,将其贬为广昌典吏。御史孙维城、杨绍程,给事中胡时麟等人又接连疏请,均被神宗惩处。接二连三的责罚没能吓退言官,都给事中王三余,御史何倬等又各自疏请,最后,神宗干脆不表态了,将所有奏疏留中不发,来个以静制动,大臣却也没辙了。到了万历十六年,已经迫近神宗所说的再过两三年的期限,大臣们又纷纷请求早立太子,神宗不为所动,只是批示“候旨行”,就这样一直拖到了万历十八年。

  十八年伊始,阁臣申时行等人被神宗召见时,再次提出早定储位,但神宗却闪烁其词,不予正面回应。于是阁臣以集体请职力争,在这样的压力面前,神宗被迫妥协,传旨说只要廷臣不再奏请了,就会在后年册立皇太子。言下之意只要有人再闹,这道旨意就不作数了。廷臣为了册立的顺利进行,保持了缄默,但是眼见快要到期,却不见任何册封的迹象。按捺不住的工部主事张有德请神宗早做准备。这一奏正是神宗所期望的,于是传谕将册封推延至二十一年再举行。其实明眼人都知道,这只不过是神宗不想册立常洛为太子的借口。

  二十一年正月,神宗传旨说要在今年春天举行册封,廷臣鉴于张有德的教训,都没有再行疏请。但随后神宗却突然提出,皇后年龄尚小,还有产子的可能,要等待嫡子的出生,准备先将常洛等人封王。此时的内阁首辅王锡爵左右为难,于是他“拟两旨以进,一为册立定期。一则云中宫年少,且待数年后,有嫡立嫡,无嫡立长,以遵祖制,今且并封三王以俟之”。但神宗并没有考虑第一种方案,而是直接向礼部下达了“三王并封”的旨意。苦苦等待却换来如此结果,廷臣自然不肯罢休,纷纷上疏要求如期册立。首辅王锡爵倍感舆论压力,也力请按原定时间立储。面对举朝反对,神宗也只好作罢,再次摆出拖延的姿态,下令要再等两三年。八月,王锡爵再次奏请册立太子,并请皇长子出阁讲学。神宗虽然答应了此请求,但却提出要皇三子常洵也一起出阁。在明代,出阁读书的权力为皇太子独享,一旦出阁,也就意味着皇太子地位的初步确认。神宗想让常洵一起出阁读书,表明二者皆有当选太子的可能。这一无理要求被内阁封还。最终,朱常洛于二十二年二月出阁读书,对此,明人沈德符评论说“虽未正储皇之位,而人心遂大定矣”。

      以出阁读书换取对于皇长子太子身份的承诺只是一种权宜之计,随着皇长子常洛慢慢长大,册立还是势在必行。神宗感受到了来自大臣的压力,于是在二十六年底传谕将册立太子与分封诸王一起举行,但只有传谕,并不见落实。廷臣依旧前赴后继地奏请,神宗不胜其烦,传旨说册立已经有了日期,不许再上奏叨扰了。二十八年七月,神宗又以常洛身体比较虚弱为由,推迟册封大典。十月再次传谕说要在明年春天举行,总之就是一拖再拖。到了二十九年年底,神宗态度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变,连夜下诏举行册立,据说是因为郑贵妃藏匿玉碗一事,惹怒了神宗。但这毕竟是在气头上作出的决定,平息后的神宗又欲更改期限,阁臣沈一贯等宁死不从,册立太子一事总算是定了下来。

  按说太子已经册立,国本之争算是结束了,可事实并不是这样的。在册立之后,朱常洛的待遇并没有因此得到改善,地位也没有因此而提升,处境依然很危险,万历三十一年的“妖书案”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妖书”的大意是说神宗立朱常洛为东宫只是迫不得已,以后必定会改立常洵。类似的“妖书”早在万历二十六年就曾出现过,名《忧危竑议》,此书假托朱东吉之口揭露了郑氏的夺嫡之念,但由于神宗的压制,此案未起波澜。“妖书”在太子册立后再次出现提醒廷臣,太子的位置依然不稳固。而且,“妖书”的出现也不是空穴来风,它与福王朱常洵之国的问题密切相关。为什么这么说呢?按照明代的定制,福王成年后就应该到他的封地去,谓之“之国”,但郑氏对于立储并没有彻底死心,还是把福王留在京师不让他就藩,而神宗也是三番两次地故意拖延,这实际上就释放出一个信号,那就是虽然太子已立,但随时都有可能被福王取代。于是廷臣争相奏请福王之国。对此,神宗先以福王府邸未成为借口;四十年冬,福王府邸落成,首辅叶向高奏请福王之国,神宗传谕说福王将于明春之国;到了第二年春天,并不见福王有之国的迹象,于是兵部尚书王象乾又奏催福王之国,对此,神宗说亲王之国的时间是在春天,现在已经快过了,明年再去吧。对于神宗的推延政策,大臣早就洞悉,不断上疏力争。不久,神宗又传旨说要想让福王之国,必须要为他准备四万顷庄田。对于这一苛刻条件,首辅叶向高表示不可能办到,但神宗仍坚持四万倾之说,并不退让,欲以此继续拖延时间。后又传谕内阁,欲以为太后祝寿为借口拖延之国日期,但此议为叶向高封还,他本人也以辞退力争。后来在李太后的帮助下,福王终于四十二年三月就藩。至此,前后延续了近三十年的国本之争才最终落下帷幕。

  国本之争中,神宗其实是倾向于立宠妃郑氏之子为太子的,这种意向较为明显。若非大臣前赴后继地疏请、力争,朱常洛最终能否当上太子,就很难说了。如果说明代的大臣都是唯唯诺诺地听命于皇权,他们为什么敢如此勇敢地劝谏甚至顶撞君主呢。如果说皇权是至高无上的,那么为朱常洵为何未能如愿以偿地被册封为太子呢?所以说明清时代远不是人们想象的那样,皇帝的意志统领一切,一切都是专制的。皇帝的行为如果不符合礼法、规则(比如国本之争中,皇帝一意想立朱常洛为太子的行为并不符合中国传统社会立储时“有嫡立嫡、无嫡立长”的原则),也会遭到官员们的反对,从而在压力下放弃自己的不合理行为。更进一步说,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是存在约束皇权的力量的,只不过这种约束并非来源于制度性的强硬规定,而是官员对于政治合法性的理性坚守,以劝谏、力争甚至请辞等各种方式表达出来。当然,我们不宜将这种约束看得过高,毕竟,这种约束并不能时时束缚住君权的越轨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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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小庆:东北师范大学亚洲文明研究院博士研究生。对明清政治、经济、文化等均有涉猎,主要研究方向为明清政治史、社会史,近年于明清城市治理、区域社会经济用力尤多。参与十一五国家高校规划教材《中国古代史》编校工作,主编有《图说世界历史·图说世界博览会》。曾为凤凰网历史频道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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